<![CDATA[慧能]]> http://www.huinengtalent.com/ PJBlog2 2009-01-07T13:09:09+08:00 <![CDATA[经济危机中一个无产阶级家庭的生活简记]]> admin http://www.huinengtalent.com/ willcleaner@hotmail.com 2009-01-07T13:09:09+08:00 2009-01-07T13:09:09+08:00 经济危机中一个无产阶级家庭的生活简记
马前卒/2009-1-4

　　火车在苏州只停2分钟，苗丽楠拖着一个沉重的皮箱走进12号车厢，四处寻找自己的号码。开车铃声响过，窗外的未婚夫和几个朋友使劲的敲窗户，她却还在慌乱地寻找自己的位置，无暇道别。沉重的皮箱放不到行李架上，我帮了一下忙，她的未婚夫在窗外看见了连连拱手。就在这时，车开了。
　　苗丽楠今年21岁，是陕西渭南地区XX县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孩，微胖，并不怎么漂亮，但长的很壮实。脸颊很明显地发红，是经常做农活风吹日晒的结果，在江南水乡的的两年生活也没有改变这个特征。站在车厢中部，苗丽楠对自己的上铺很困惑，因为她从未进过硬卧车厢，或许某天对软卧车厢的一瞥让她以为所有的卧铺都应该是双层的。直到列车员过来换票，她还在观察别人怎么坐，似乎想确定窗户边上的折叠座是不是可以随便使用。这期间列车员花了一番口舌向她解释换票是怎么回事。然后，她小心翼翼地坐在折叠座上，紧紧裹着自己的外套。旁边的下铺没人，估计是无锡或南京的预留铺位，另外2个中铺的女孩很随意的坐在上面聊天，苗丽楠还是谨慎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愁晚上怎么爬上那么高的铺位。随着火车一路向西，无锡、常州都被抛在身后，窗外密集的厂房、住宅，杂乱的仓储用地开始被农田和丘陵取代，她的紧张表情开始舒缓：“终于又看到地（农田）了，我要回家了！”。尽管已经失业，但对已经2年没回家的她来说，过年回家依然是一个值得向往的事情。为这次回家，头2天她就开始准备东西，回家前一天她后半夜才睡，早上6点即起，和男友一起挤上吴江到苏州的汽车。其实，火车下午快1点从上海开出，1点45才到苏州，她大可不必这么着急，苏州火车站只让离开车时间有1小时的持票旅客进候车室候车，她肯定在站前广场的寒风中等了几个小时。但苗丽楠实在是怕耽误回家，实在怕这花了300块买来的卧铺票浪费掉，宁可早早的站在火车站。
　　
　　2007年，苗丽楠初中毕业后已经在家乡做了一年小生意。“可惜我不适合做买卖”，于是她又到渭南市上技校。尽管对外面的世界所知甚少，但学校里的气氛还是让苗丽楠作出了准确的判断“这是个骗钱的地方，一年到头只想着骗我们几千块钱”。技校上了没几天，校园里来了一个职业中介，还是XX县的老乡，保证你能在苏州找到月收入上千的工作，于是苗丽楠断然决定出去见识见识。“连西安都没去过，总要出去见识一下，否则永远没机会出去，出去一次，以后就敢自己出去打工了”。更何况这老乡把苏州说的天花乱坠，对老乡只收1100块中介费，“外县的要收1300－1400呢，有个人是她（中介）的远方亲戚，还花了900呢!”。苗丽楠就这样登上了去苏州的火车。
　　
　　去苏州的路远比回来的漫长，中介为这群懵懂的小姑娘小伙子准备了每张90多块的无座票，教他们中途逃票。2009年的苗丽楠依然要问我“回家要经过几个省？”。自然她早已说不清当年走什么路线去的苏州，只记的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小旅馆倒头便睡，还好，中介负担找到工作前的旅馆费用。每天中介大姐都会带他们出去面试，十几个厂子不停的跑。那是经济高涨的2007年春天，这群年轻人却对苏州的工资水平没有任何概念，1500的月薪就足以惊喜，1000也能接受。不到一星期，这批廉价劳动力就不再消耗中介的住宿费，进厂上班。每人至少为中介贡献了800元的净利润。2009年元旦，苗丽楠回忆往事：“太黑了，这买卖我现在也能干，换了我不会要那么多钱的。”可惜如今的苏州已不再需要劳动力。
　　
　　苗丽楠也进了吴江的一个电子厂，安装设备面板，月薪1200元：“要算上加班费的”，她补充。在工资表上，老板表现出对劳动法还有一点敬畏，周六的工资另列，按平时日薪的150％计算，同样的薪资适用于其他节假日。但苗丽楠从来没打算弄清楚周六的工作是不是该领200%的工资，对她来说，“加班”这个词不包括周六，因为“那是正常上班”。平时的加班倒是依照劳动法，如果下午5点半之后继续上班，可以领150％的时薪，可惜这150％是一个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的恶劣结合——5点半时即公布加班的工作量，你必须在晚8点前完成，否则此后的加班即便到了半夜，也只按加班到8点计算工资。最忙的时候，隔个两三天就要加几天班，还好消耗体力不算太大，苗丽楠能够跟上世界经济的节奏，靠加班把月收入稳定在1200块。
　　
　　1200块的工资，每月要向厂里缴回200元的伙食费，如果愿意住厂里没有空调的宿舍，只要再交30元，于是每月有970元钱可支配。“第一年我往家里寄了五千块”，苗丽楠现在还很怀念世界经济一路飙升的日子。只是厂里的伙食实在难吃，“只能吃第一顿，以后就纯粹是填肚子”，苏州的酷夏和不取暖的冬天也实在难熬，于是苗丽楠打算出去自己租房子住，自己做晚饭。可一打听房租，吓了她一跳，在这个离吴江县城还有十几公里的村子里，15平方米不带厨卫的小隔间居然要400块！而同时在苏州城内比较老的一个城内小区，厨卫齐全，有木地板的两室户只要800块。苗丽楠并不知道这一点，否则对本地房东的愤怒还要再加几分。这些房东都是几十年前的农民，过去都说苏湖熟，天下足，但本地天下第一等的良田已经全部被征去做开发区，农民们只剩下自己的宅基地，于是盖起高高的楼房吃房租。小小的镇上有上百家工厂，十多万工人，房租水涨船高，农民房东们也期盼着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再加几个百分点。
　　
　　自己租400块的房子太贵了，两个人分担倒还可以勉强接受。于是苗丽楠和男朋友的感情很快更进一步，两人同居了，租了一间500块的房子。房子不到20平方米，有独立卫生间，房租每月一交，但房东保留随时涨价的权利，冬夏两季，房东还要收他们60块/月的空调折旧费。此外，电费是1元/度，比市价高约一倍，房东的理由是线路损耗；水费包干制，每月10元。这种自建的房子很不防火，所以房东不许在屋子里动火，为此苗丽楠还要再买一个电磁炉。很显然，这些消费超出了苗丽楠的经济能力。好在男友的收入要高的多。苗丽楠的男朋友叫许欢，22岁，长发，看起来很象学生，家乡是山东济南所属的一个偏僻村子。和苗丽楠的家乡相比，这里人多地少。苗丽楠的家里人均2亩多好地，和许欢全家的土地差不多。在许欢的家乡，全部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依照订婚时苗丽楠的观察：“五六十岁的也都在外面干活，不过不少是因为儿女不肯养”。因此许欢早早地出来工作，如今是4年工龄的熟练工，和苗丽楠结识前已升任领班，月薪2300-2400，忙时可有2700，甚至超过了许多电子厂里新来的大学生，足以承担“昂贵”的房租。在我不知道他的具体工作前，我认为他是准高薪阶层。
　　
　　许欢在玻璃厂工作，和同事一齐把大块的玻璃加工成安全的钢化玻璃。成吨的玻璃在厂区里堆放，玻璃墙倒下来时像一座刀山，碰到轻则割伤，重则丢命；处理不好的玻璃随时可能自爆，象一个反步兵地雷那样打出无数破片；运输和包装过程也必须万分小心，忽然破碎的玻璃随时可能划过你的血管。总共500多人的工厂，每月都有数十人受程度不等的伤害，大部分人没有医保，和老板各承担一半的医疗费。按照概率计算，工人每年都有50％的概率受或大或小的一次伤，许欢已经受了几次伤，为自己上了医疗保险，而且“当了领班，可以少干活，只在忙的时候上生产线”，这让苗丽楠非常欣慰。从这个22岁的男人身上，你可以体会“血汗钱”的真正含义。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月收入有3000多，除了给家里寄一些，电视等电器也逐渐配了几件。08年春节，两人一起去了济南见许欢的父母。苗丽楠的父母嫌山东太远，但也管不到那么远，只是在电话里说年纪太小，先订婚吧，长大了再结婚。除了这次去济南，苗丽楠很少离开工厂所在的镇子，去苏州的次数屈指可数，只和一个要好的同事（江苏人）去过一趟她的家乡。她知道苏州有天下闻名的园林，知道大上海就在几十公里外，知道杭州就在不远的南方，但这一切和她都没有任何关系。周末有时她会去买点东西，再就是在家里看电视，话吧里打长途只要一毛钱一分钟，可以和家人好好聊聊。网吧就贵了，周末每小时2块，平时1块，苗丽楠偶尔也会挑1块钱的时段去上网，和各地朋友联系一下。每周只休一天，总是过的很快。苗丽楠买了一辆自行车，上下班轻松一些，还可以买米买菜，许欢从此在家里吃饭，既可口又省钱。但飞涨的物价让这个贤惠姑娘很不满意：“苹果2块5一斤，随便捡几个就10块钱，吃不起”，来自苹果产地的苗丽楠抱怨说。我提出建议，可以吃便宜一些的柚子，苗丽楠表示赞同：“柚子要便宜些，也好吃，”但也有问题“皮太厚，而且单个重量太大，想少买点都不成”。倒是许欢的老板逢年过节发些水果或副食，可以调剂一下生活。这对小夫妻的日子就这样简朴而又温馨的过着，苗丽楠的同事和老乡都很羡慕。
　　
　　2008年到了，上网几乎不看新闻的苗丽楠开始感受到人民币升值问题。她打工的电子厂都是出口产品，一下子就没了市场。从4月份起，加班渐渐少了，甚至正常工作日都无事可做。苗丽楠说“台湾老板最小气，过中秋节只发一个月饼，年夜饭弄得谁也吃不下”，这样的老板显然不会放过转嫁危机的机会。苗丽楠的月薪从1200跌到500－600，同事们也一样，但扣的饭费住宿费标准不变，许多人纷纷离职。许欢的玻璃厂主要针对国内汽车商，一时还能维持薪水不变，苗丽楠也就留了下来。“我给他做饭，对他身体有好处”，“他厂里饭菜贵，随便一个菜要3块5，还很难吃，每月总要几百块的”，日益闲暇的苗丽楠安慰自己说。自我安慰不能改变收入剧减的事实，于是房租标准换成了400元/月，没了独立卫生间，面积也变小了。苗丽楠也不是没想过换份工作，如今的她并不害怕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但她不可能扔下许欢一个人在这边，所以选择面就只能限于附近的几家电子厂，可它们也都在裁员。就连电视都和他们作对，苏州有线电视说是改数字化，要交几百初装费，房东不肯出，他们只能不看有线电视，奥运会也看不得。酷热之下，苗丽楠常去网吧，里面有空调，还可以看看服务器上的盗版电影。
　　
　　8月份之后，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电子厂一家家关门，不关门的也半死不活。听去广东的朋友说，那边工资本来比这边还低，七八百的很常见，如今也是不停的倒闭、裁员。苗丽楠打消了换工作的念头，一心一意地操持家务。本来打算还往家寄点钱的，现在也只能先撂下了。玻璃厂也受到了大形势影响，好在不象电子厂那么大，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但长此以往总不是个事。夫妻俩决定，到年底先把房子退了，让苗丽楠回家过年。明年年初看看形势再作打算。12月底，两人退掉了房子，卖掉了家具和电器，这让苗丽楠很是心疼：“电器连1/3的价格都卖不到，自行车160块买的，只能卖几十块”。我03年刚到苏州时，自行车是从上海骑过来的，电器大多来自旧货市场，我建议她可以依样行事。回答是：“不知道哪里有二手市场，镇上没有”。我再次提议把东西寄放在朋友处，反正明年因为许欢的缘故，她还是要出来的。可是“朋友老乡大多走的比我还早，都快没人了，剩下的住集体宿舍”。最后，我设想把东西寄放在厂里或房东处，回答是“绝对不可能，人家不管这个，除非和保安熟悉，可谁知道和你熟悉的保安干多久？”，看来，的确只有变卖一条路。快回家了，问及社保关系怎么办。苗丽楠似乎不把这当回事：“本来没上全，加起来1000块，要算辞职才能拿到一部分，很麻烦的，现在我算自己离职，没得拿”。算是捐给苏州市政府了。
　　
　　12月下旬，苗丽楠想法设法买回家的车票，可回家的人越来越多，都想提前走，硬座票实在买不到，她才忍痛买了一张300多元的硬卧：“汽车也有，但年底总要贵得多，可能要500”。在火车上，虽然苗丽楠总是说自己回家了很高兴，还不时的念叨许欢答应春节不忙的话，去陕西看他，但她一路没有露出过真正的笑容，在折叠座上一直坐到半夜。当然，她也表示“这里比硬座安静多了”，可还是每逢临时停车就坐立不安，开车了就舒一口长气。很容易看得出来，她不喜欢这个环境。我问她回家之后是否还要出来，她说过了十五还要出来，家里还有一个读高一的妹妹：“她能考上什么样的学校就让她读，我家供2个学生不行，供一个还可以”。还说“现在也不怕去哪了，全国各地都有老乡同学去过”“要不是许欢就不一定去苏州了，两个人只能顾一头”。我说许欢对你不错，应该高兴，应该珍惜。苗丽楠叹了一口气：“才在一起几年，将来日子长着呢”。大概是上铺太热的原因，6点多苗丽楠就穿戴整齐，坐在了窗子旁边，看着窗外越来越熟悉的家乡景色，还是没有一点笑容。8点半，车到渭南，苗丽楠匆匆下车去赶一趟经过她家的汽车，否则就只能到县城再转车，她指望在家里吃午饭。她的手机停机了，“等我回到苏州，应该会充值的”，今年春节没法给她发信息祝福了。
　　
　　火车继续前行，更多的苗丽楠和许欢从硬座车里涌出来，走向他们阔别已久的家乡，休一个久违的长年假。几十年以来，他们用自己的血汗与青春推动了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同时也被这列火车拉着勉力前行，现在他们可以暂时下车休息了。他们是这一代中国劳动力的典型代表，是工薪阶层的主体。很显然，和他们生产出来的无数财富相比，他们的薪水微不足道，他们的老板只能指望出口和富裕阶层的奢侈消费为这无数的工厂提供足够的需求，经济危机的祸根就此埋下。从这个角度说，2008年这个动荡的年份来的一点也不意外。但对于这些指望微薄的工资来支撑自己简朴生活的，来养家糊口，为下一代积攒希望的无产阶级来说，2008年底的“长假”实在太沉重了。在这里，我祝愿苗丽楠和许欢们春节愉快，祝愿他们的父母身体健康，祝愿他们的脸上总有笑容，祝愿他们年年都能有一个温暖而又安心的假期。
　　
　　后记：
　　
　　2008年结束了，这是一个多年以后我必定要向子孙讲述的年份。讲述这一年的故事可以有许多角度，在我今天回头看时，我发现这居然是自中国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第一个迫使全体无产阶级反思、认识社会的年份。在它结束之后，苗丽楠或许欢们终于有空闲坐下来，回望一下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的将来——他们原来也不是没想过这些事。用苗丽楠的原话说“到哪生活都无所谓了，反正是打工，随着工作走吧。结婚不敢太早，赚点钱才能安家”。但从2009年的趋势来看，春节后返回吴江的苗丽楠这点小小的期望恐怕会被现实打的粉碎。但他们不能不回到工业化社会，农村已经不再有需要他们耕作的土地。城市里有他们的爱情、友情、梦想和他们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2009年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现在，还是让他们和另外一些人过一个安静的春节吧。
　　
　　能在网上读这堆干巴文字的读者，大部分应该处于这个社会的中下层——不会是底层，因为我们读过大学，我们有空上网，我们有空看别人的故事。在读故事的时候，请你记住，这些故事对于苗丽楠来说是真实的生活，而且他们离我们并不遥远。苗丽楠告诉我：“中学同学有不少读大学的，听说还有一个考了渭南市第二，很厉害的”，但是“我们早不联系了”。同学之间的感情可能会因为生活道路不同而渐渐变淡，产业工人们却不会离开这个国家，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他们的生活和我们息息相关。和中间阶层比起来，产业工人最大的差距并不是收入本身，而是日复一日，没有任何变化和理想的生活。中间阶层也有生活的重压，但社会起码还给了我们一点希望，一点向上爬或逐步积累技术的希望。我们可以指望有朝一日让自己的生活更理想化一点，而产业工人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他们身上的担子太重了。尽管我们也是小人物，但在向上爬之余，最好还是向下看一看，想一想怎么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改变这个弱肉强食，下层却已经没机会吃残羹剩饭的社会。退一步说，就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经济危机可是逼到了眼前，把我们这些下层小资产阶级一步步地逼向彻底的无产。你回避现实，现实可绝对不会放过你。
　　
　　2009 01 03 随笔
　　
　　注：本文内容均为实事，人物均为化名。

]]> http://www.huinengtalent.com/default.asp?id=105 <![CDATA[丑陋的汉奸和汉奸的丑陋]]> admin http://www.huinengtalent.com/ willcleaner@hotmail.com 2009-01-04T15:04:05+08:00 2009-01-04T15:04:05+08:00 丑陋的汉奸和汉奸的丑陋
本来倒是没读过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看到“半个诗人”把柏杨这篇文章表述的观点作为立论——中国人普遍缺乏精神美，就在网上看了看这篇文章。看完以后才知道，原来这么有名的文章写得竟然如此丑陋，如此低俗。当然，这也使“半个”的立论显得很可笑。　　

作为一个文化人，受冤屈了发点牢骚确实不算什么，因为文化人主要特点就是把自己的痛苦推延成大家的痛苦，全民的痛苦。于是顾影自怜，哼哼唧唧几声呻吟，一定会博得文化人的赞扬——因为他们都爱好这个。柏杨的文章，无非是中国文化人的呻吟罢了，并不是中国人的呻吟。把毛泽东时代对知识分子的限制和改造说成“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麽大的一场人造浩劫”，自然能在大陆文化人中间引起共鸣。至于说反右和文革知识分子地位降低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典型表现出“伤了我就是伤了上帝”“对我不尊就是对上帝不尊”的文人劣根性。一点不比毛泽东斥责的那些“反对我就是反党”好到哪里。　　

这篇文章可以告诉你什么叫不讲理。为了证明中国人已经沦为“禽兽”， “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麽能够站得起来?”举出了马来西亚博物馆有“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这真奇怪了，人家马来西亚博物馆用了英文和马来文是正常的，虽然华人人数不少，但毕竟不是中国。华人在马来西亚没有地位原因是多重的，更多的是与华人为主的新加坡的矛盾以及华人太富有关，哪里与中国人搞了文化革命有关？况且，“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就证明中国人是“禽兽”“品质堕落”吗？日本人在马来西亚很受尊重，但博物馆也没有日文。马来西亚不喜欢荷兰人，这说明荷兰人“品质堕落”？最重要的是，评判中国人好不好不能听外国人的。因为与你关系好的就说好，与你关系差的就说坏。巴基斯坦说中国人好，印度人说中国人坏。你听哪个合适？一个所谓作家，可以没有严格逻辑推理，但起码忽悠得有点像才对。像这样张口就来，还能感动其他文人，就说明这些人除很“愤青”外，一点理智都没有了。　　
柏杨说任何民族在被夺去土地时都痛苦，回归祖国就高兴。但香港人和台湾人不愿意回归大陆，说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柏杨这里用了指桑骂槐的手法。因为他自己都说“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举出现在部分香港和台湾人不愿意回归祖国，只能得出他们“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哪里与民族性有关呢？香港跑走的主要是有钱人，文化人，工人跑不跑？本来说民族性，用政治性做依据，这种论证也太简单了。想骂共产党就骂共产党，干嘛把中国人扯进去？　　

柏杨对共产党仇恨，无非是听说自己如果在大陆一定会被打成右派，而且大陆知识分子现在要夹着尾巴做人。大陆把地主老财打翻在地，让知识分子和官员夹着尾巴做人，因为大陆是工农政权。几千年来，工农一直夹着尾巴，一直在最底层，就翻这一次身，让你们夹着尾巴。对你们来说，这自然属于“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麽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但是，自从你们竖起尾巴后，老百姓就倒霉了。学生和学生家长夹着尾巴给你们送礼交高价学费，病人夹着尾巴给你们送红包，打工仔夹着尾巴为你们打工。工农夹着尾巴几千年也没像你们夹着尾巴20多年喊叫得那么响亮。丢人！　　

接着，柏杨阴阳怪气地说他要“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还用梅毒来形容。理由是什么呢？一是中国“贫穷、愚昧、斗争、血腥……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而“最可怕的特徵……就是脏、乱、吵”。还专门批判“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的说法。　　

这简直是胡扯八道嘛。中国人贫穷，显然是近代的事情，祖宗并不贫穷。中国人一直到1820年国民生产总之还占全世界一半以上。至今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过这样的富裕程度。那个时候西方启蒙学者都把欧洲说成愚昧、血腥的地方，把中国说成天堂。那时候中国最大的群体——农民是自由民，而欧洲是农奴，是初夜权。至于中国人后来怎么穷了可以探讨，但把祖宗也说穷了，就是一定历史也没学的人。一会儿批判“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一会儿嘲笑四大发明就那么点东西。话都是文人们嘴里出来的，可颠倒来颠倒去都是他们的理！至于把“脏、乱、吵”说成是“最可怕的特征”，只能说柏杨自己有毛病，有洁癖，心理不正常。脏乱吵不好，但把这当成“最可怕”的，没心理缺陷的人都不会这样。一个心理缺陷这么严重的人，写点东西还有文人捧场，简直奇怪了。半个说说，你也是一见脏乱吵就神经错乱吗？况且，脏和乱并不是祖宗们的毛病，是后来穷才落下的。当时的西方基本处于野蛮时代，生产极端落后，那才叫脏和乱呢。至于吵，那属于中国古代人之间地位比西方平等才形成的。西方大部分是农奴，没任何地位，甚至法律都处理农奴的事情，是贵族和宗教私法处理。西方农奴基本不是人，柏杨见过西方那个时期的著作中有农奴形象的人吗？没有吧。他们怎么说话声音稍微大些呢？只有中国农民才在史书上和文学作品上有形象。这就是中国人声音大的原因。这只能叫优点，不叫缺点。　　

柏杨最著名的论断是：“中国人不团结”“窝里斗”。就这一点，贫道倒是同意柏杨的看法，但也是在程度上而已。美国人不窝里斗？都起来文明些？看看书就知道了，南北战争时候，双方一样窝里斗，而且所有最毒辣手段都用上了。南军打到北方见人就杀，北军把南军所有村镇庄园全部焚毁，也是见人就杀。况且还不是地主军队对着起义军，干脆是两边老百姓就这么杀呀烧呀的，哪里看到一点仁慈？　　

贫道所以觉得确实是西方人内部容易团结，杀人主要杀外国人。中国人一盘散沙，主要是内部斗争。但是，这并不说明什么民族性的优劣，难道柏杨认为外国人不是人，杀了就活该。本国人都是好人，谁杀谁都不行？其实柏杨这种看法的出发点才真叫愚昧和野蛮。才一点也没显示出他的“品质”没“堕落”。　　

中国人与西方人形成不同的习性的原因，在于中国和西方在农业时期不同的生存方式。西方从古希腊到古罗马时期，内部团结并形成所谓“公民社会”的基础，在于他们依赖于掠夺、奴役别的民族来生存。杀外族人抢劫财富，奴役外族人为他们创造财富，是希腊和罗马时期最基本的“生产”活动，他们把这叫做“光荣”和“荣誉”。一伙强盗，内部不团结是不能成功的。一伙强盗，对被抢的人留有仁慈心是要不得的。在希腊罗马时期，外族人是没有地位的，基本不是人，是会说话的牲口而已。被征服民族很难成为希腊和罗马帝国的“臣民”。只有亚历山大大帝试图把被征服的东方民族看做自己的臣民，也就是马其顿人、希腊人、埃及人、波斯人、印度人都是帝国的臣民，享受同样做臣民的待遇。但亚历山大失败了，甚至全部下属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　　

西方中世纪也不消停，就那500年还持续上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到了殖民时期就不用再说了，基本完全恢复了希腊罗马时期的传统。所谓文艺复兴，主要作用就是重新把怎么做个强盗民族重新训练了一遍。　　

中国自周以后，汉族与其他民族主要是通过“融合”来实现扩张的。虽然也有征服，但被征服者与征服者的老百姓待遇都一样（也许贵族还有差别）。因此，中国人没有把异族人不看做人，然后当牲口奴役的习惯。要么与他们隔绝，要么让他们归顺为臣民。因此，中国人与外人“斗”的经历不多。因为除了北方游牧民族，汉族人也没谁可斗的。　　

　不与外人斗，就会自己斗，反正斗总是要有的。要是柏杨一般性得批判“斗”，赞赏人与人不要“斗”，还可以理解为文人们的酸、愚、痴，如果专门指出中国人自己斗不好，那就是“坏”“装孬”了。　　

　 柏杨认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这也奇怪，因为外国人就不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了吗？柏杨难道没看过《十日谈》吗？而且圣经旧约里，描绘的全是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的例子，充满了仇恨、仇杀。西方经典就说这些，难道这是中国人的专利吗？西方人倒是不掩饰自己错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屠杀别的民族有什么错误。小布什认为侵略伊拉克有罪吗？没有，顶多是理由找得不合适。美国人多数现在认为入侵伊拉克是错误的，真的是检讨不该侵略吗？不是，主要是觉得不合算。罗马当年也一样，可以在元老院检讨征服和掠夺别的民族是“对”还是“错”，但这个对错只包含“成功”与否，没别的意思。难道这样的习惯就属于优良品质？　　

　 柏杨的本事，就是列举一些身边的小例子，说明一个大道理。看见身边一些自己看不惯的事情，有些还很难叫“缺点”，却能总结出中国人自祖宗起就有劣根性，就不该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柏杨的文章看完只会给人一个印象：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么低劣的民族，这个民族早就不该活了。西方人和日本人会觉得，当年没把中国人杀完，就像印第安人一样，真是犯了件大错误。中国不明事理的文人们看了，也觉得中华民族该死绝。恍恍惚惚自己鼻子就长了，眼睛就蓝了，皮肤就白了，浑身毛也长长了，不属于该死绝之列了。　　

　丑陋是审美标准的判断。一个民族美不美，不是别的民族说了算的。但是贫道似乎看到很多这类文人要求评价中国人美不美“自己说了不算，要让人家来评价”。可惜对民族性的审美标准恰好是不同民族有不同看法的，而且既与人有关，也与场合和时间有关。中国人看见一些非洲部落把象牙制品穿过腮帮子和鼻子觉得简直丑陋不堪，可人家看见中国人没穿这个简直丑陋不堪。一个中国人看见自己的民族习惯觉得不美，那一定是站在外国人立场上的结果。中国不是什么都好，但中国不好的地方中国人自己也知道，也在批判和反对。而一旦站在外国人立场上，就像那个非洲部落看见鼻子上没装饰物就骂“丑陋”，在中国人眼里就觉得这个人“丑陋”了。　　

　因此，汉奸希望自己马上长个长鼻子黄头发，是追求丑陋，是“汉奸的丑陋”。汉奸们动动手术把鼻子拉长，把头发染黄，把皮肤漂白，中国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丑陋的汉奸”。　　

　半个网友显然属于中国人眼里“丑陋的汉奸”，因为他不停显摆他“汉奸的丑陋”！　　

]]> http://www.huinengtalent.com/default.asp?id=104 <![CDATA[火烧楼垮，又到了想象未来的时候]]> admin http://www.huinengtalent.com/ willcleaner@hotmail.com 2008-12-26T16:50:56+08:00 2008-12-26T16:50:56+08:00 火烧楼垮，又到了想象未来的时候
黄纪苏

金融、保险、房地产的英文字头依次为F、I、RE，正巧凑个“火”字，于是便有了这外号似的“火烧经济”。“火烧经济”以其空手套白狼的泡沫秉性，这些年风风火火，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烧得红红旺旺。但它最近一个跟头就出了事，出事的地点就在樊纲博士的所谓“彼岸”（见《南方周末》8月28日《还要多少年才能到达彼岸？》），也就是全世界无数船只，从梦想小纸船到树皮艇到龙舟，日夜漂流的目的地。彼岸五大投行垮塌的烟尘像巨大的黑旗冉冉升起。火烧业转眼化为火葬业，而且火势汹汹，扑向实体经济——美国、英国的汽车公司纷纷减产或停产。华尔街的墙上隐隐约约现出了数字，观者都说像“1—9—2—9”。

这场火究竟会烧多大、烧多久，当然只有他年回首时才可能历历在目。这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像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或千禧年初的网络泡沫经济那样，一时乱云当头，继而风流云散，紫阳高照么？或许它标志或预告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么？难道世界历史真地峰回路转——资本主义刚说要终结它，就被它给终结了么？这是本次危机再加上近年来其他方面如能源形势、新兴经济体崛起所带来的地缘政治的变化等等，带给我们的悬念。最近正好要编一期杂志，便带着这个悬念囫囵浏览不少文章和帖子。至于读后感，可概括为“似曾之局、未定之天”八个字，也就是说，还看不出谁终结谁。但既然未来又说不定了，对未来想象便又可以开始了。



事情的直接起因在美国，在于美国的泡沫火烧经济，准确地说，在于这个经济跟实体经济的不正常关系。著名国际金融、投资专家麦加华（Marc Faber）几个月前曾这样调侃这种关系：



联邦政府给每人600美元的退税。如果拿这笔钱去沃尔玛消费，钱归了中国；如果拿它买汽油，钱归了阿拉伯；如果买电脑，钱归了印度；如果买水果蔬菜，钱归了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如果买好车，钱归了德国；如果买些莫名其妙的破烂，钱归了台湾。这钱怎么花也不归美国经济。把钱花在美利坚土地上的唯一办法，就是喝啤酒嫖妓女。只有这两样产品属于美国制造。我可是从我做起。



说美国人不事生产自然是夸张了。美国人也生产，但他们生产的跟收获的实在不成比例。成千上万人没挣出那么多钱，却要住那么大房。解决这个矛盾、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本来有正当的财富再分配途径——政府和富人有钱出钱，有房出房就是了。但他们选择了歪门邪道，通过打包再打包、担保再担保，以眼花缭乱的组合，什么ABCP、ABX、CBO、CDO、CDS、CLO、CMBS、CPDO、MBS、SIV（按姓氏笔画为序），把白条炒成金条，向看花了眼的全世界兜售——因为利太大，发行这些玩意的公司也都忙着收购。这就是“金融工具”“金融创新”之类的本义，跟我手机里经常收到的来自“李先生”的办理什么“发票转账业务”的短信其实意思差不太多。马克思早说过，资本主义隔一阵就要发一回金融狂想症，也就是不干活干赚钱，赚大钱。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本身，上海证券公司研究员陆一的《美国政府：为重建制度信用“改写资本主义”》解释概念，讲述过程，分析性质，一五一十，明白平静，显见的行家里手。陆先生我读他的简历居然是中文系出身，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河东河西，变化之剧，把不少人送到谁也想不到的地方，这又题外的慨叹了。新左派学者韩德强几个月前的演讲《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成因、趋势》从更宏观一些的角度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向金融危机的有机演化做了生动、风趣的讲述。作者十年前在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研究中便预报了2010年前后的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德强从前喊狼来了都是在高音区，这回狼终于来了，他在音量、音高上反倒相当克制，则为知人阅世，添一则有趣的材料。

我想世人未必看不出火烧经济所包含的赌博诈骗性质，只是他们不太敢于做出评价。没准人家代表了最“先进生产力”呢？前不久中国的精英还在各个饭局上聊什么“国外一流人才干啥？干金融！”钦佩之色让人想起不安心三农的阿Q说起城里小乌龟能“把麻将叉得精熟”。民族主义经济学家王小东的那篇《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绝不仅仅是华尔街》称得上明心见性，这也是他一贯的文风。王文有一个重要观点：这类赌博诈骗经济是一个国家下行而绝非上升的标志，因此，青春年少的现代中国应该向实实在在的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求发展，没必要跟着八卦师傅走太极步、奔沟里去。像韩、王这样被主流经济学边缘化的学者，他们所致力的向公众把事实说明白的事业在中国特别可贵，因为如今上档次一点的打家劫舍都经过“专业”“学术”的化妆，人家抢了你还笑你不懂。



比起中国的“精英”，美国的精英倒更像精英。火烧经济怎么回事，他们不但心知肚明，而且还居安思危。赫德森与詹森的对谈《火烧经济要火熄》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美国的战略家们已经讨论了大约30年：其他国家是否会而且啥时候会起来反对美国白坐车【即通过现行金融体制不干活干赚钱——纪苏注】。可我们无法预料他们什么时候会这么做，他们真做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所以我们只能该怎么干就怎么干，直到遇到反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遇到什么反抗。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应急预案，但其他国家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预案。他们只是被动反应，而不是积极主创。



拉玛·巴苏德范的《金融·帝国主义·美元霸权》对于成全美国无票乘车而且一路畅通的美元霸权体制做了一番历史回顾。至于这个体制的所造成的现实后果，作者说：



今天，约66%的外汇储备是美元储备，约25%的外汇储备是欧元储备。美元的持有人被牢牢地钉死在现在的位子上，因为美元抛售将导致美元币值急剧下跌，他们手里握有的美元价值会缩水。



这话说白了就是，世界不单要供寄生虫好吃好喝，还得跟寄生虫同生共死。这种岂有此理的世道虽然可以捆住“利益攸关方”的手脚，却捆不住人们对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的想象。美籍华人廖子光先生最近回国忙得不亦乐乎，我听过他的演讲，在友人家向他提过问，还在网上读到他领衔的致世界领袖的公开信，他就呼吁大家一起想象美元霸权的终结。



对未来的想象依赖于现实的苦难，二者是泉与涌的关系：苦难多深，喷涌就多高。社会主义应该说是近代以来对未来的一次最大想象，它生于不公、长于不平，蔚然大兴于二十世纪两次浩劫之后而成为亿万人浩浩汤汤的普世追求。但它不数十年即被外部环境和自身弊端所压垮，那垮塌声既来自被抛弃的社会经济制度，更来自失神的目光、冷却的血液，来自对未来世界关闭了的想象。记得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1990年代曾说(大意)：我们想得够多的了，没什么好想的了，就顺眼前这条道走吧！全世界这几十年大概也都这么看的——连公园遛弯的退休工人都这么看，大概也就只能如此罢。但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世界顺着那条“终结历史”的盲道走着走着就走到火烧楼垮的地方，不由得世人不睁开眼睛继续想象未来。

应该说，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有力的剖析、最深刻的批判仍然出自社会主义思想——这种事没法指望格林斯潘。那方面的声音，不出事的时候没人爱听，既然出事了，那就应该听听。很多人会都坚信此次金融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偶感风寒”，杰克·拉斯姆斯却在《日趋加剧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明斯基到马克思》指出那是资本主义治不好的职业病或基因病，他说次贷、当前金融总危机以及此前的其他金融危机，都反映了同一个内在动力，投机和超级投资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固有的长期趋势。

尼克·比姆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代表了社会主义大家族中托洛斯基那一支即所谓第四国际的立场和思路，该文对酿成此次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揭露可谓有理有据、酣畅淋漓。托洛斯基主义的特色，在于它超民族国家的视野和国际主义的立场。应当承认，在一个全球化到如此地步的世界里，许多根本性问题的解决的确离不开国际的视野、价值、胸襟和行动，而且情况只能越来越这样。不过，在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仍然是这个世界划分利益的最基本单位，仍然是保卫弱小民族、后发国家利益的最重要工具。比姆斯这篇东西，我读其文而玩其义，感觉他们所关注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主要还是西欧北美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国际主义”是有局限的，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理想主义者缺乏感召力。解决这个缺憾，希望不要等到第五国际。

彼得·伊文思《另一种全球化》的上下姐妹篇，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各种社会运动以及制度创新（如拉美的“参与式预算”）的层面上阐述了“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运动”。相对于托洛斯基派的国际主义，伊文斯介绍的“另一种全球化”倒是勾勒了一幅更宽阔、更实事求是、容纳了更多利益关系的画面。例如作者就能够承认，“整合地方性和全球性诉求的时机尚不成熟，在付诸实施之前多流于空谈”。作者也敏锐地发现“南半球国家的一位敢于冒生命危险、挺身面对致命的对手的地方人士，很有可能一转过身就背叛了他自身的利益，只是期望得到福特基金会的一笔赞助经费”。他还指出民族国家在“反霸权全球化”运动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看到，国际社会主义作为改造现行国际体制的重要力量，总的说来还停留在小股势力分头起事的阶段，距离一呼百应汇成天下大势还相当遥远。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前面说了，在于现行体制的危机还不够剧烈。此外，各路社会主义自身所暴露的弊端也还需要有效地纠正，留下的教训还需要充分地汲取和消化，因为毕竟，败过一次跟一次没败过，机会是很不一样的。



塑造未来世界新格局的潜在力量还有方方面面，其中能源形势、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最令人瞩目。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及其所依据的社会价值、人性前提，已经将人类带进了越走越窄、几乎没有退路的能源峡谷，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已经排兵布阵，为期不远了。当然第一批倒下的，会照例是弱者和穷人。福特·伦奇和本杰明·瑟瑙尔《生物燃料与穷人挨饿》对生物燃料的来龙去脉做了客观的分析。作者指出，“长期以来，主导生物燃料行业的并不是市场力量，而是政治和一些大公司的利益”。生物燃料问题的本质在于富人要从穷人肠胃里开采石油。除非工程师纷纷摇身变做魔术师，相信能源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会以更无情的方式进一步激化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

再说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经济体”而非“政治体”、“社会体”、“文化体”、“价值体”的说法富于讽刺意味。的确，到目前为止这些新兴国家无一不是现行体制内的尖子生或跳班生，新人与老板之间的矛盾冲突只在资源分配的比例份额上，他们似乎不会给现行体系带来多少质的变化——至于引发什么就不好说了。其原因在于它们没代表别样的文明模式，原因的原因则在于别样而有号召力的文明模式在现实中还没出现——除了在过去和在书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成员包括印度和俄国，印度国际战略家拉贾·莫汗的《面对挑战，印度寻求政策的连续性》。原载于《外交事务》的这篇文章显然是为华盛顿政治精英出谋划策的，作者谈到印度虽然一向宣传不结盟，但已决心加入美国的“民主同盟”；虽然没有怎么跟伊朗为难，但关系不过尔尔,跟美国的盟友沙特才称得上密切；虽然近年跟中国关系颇有改善，但想抑制中国崛起的心思其实跟美国一模一样。他希望下届美国政府对崛起的印度继续给予重视和信任，这样“新德里在全球重大问题上与华盛顿合作的前景就越发光明”。

另外还读到一篇俄罗斯学者季米特里·特列宁的《俄罗斯希望美国少点意识形态》。特列宁的文章有种喝过伏特加酒的坦诚和豪爽——那毕竟是打退了拿破仑、打垮了希特勒、率领半个地球跟另外半个周旋了半个世纪的大国。他说：俄罗斯眼下没想让美国缩回老窝，那不现实，“莫斯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华盛顿的领导”；但美国也别以霸主自居，要懂得给对手留空间，学会“共存共荣”。他文章不长，警语妙语不少，例如：要是美国把在国内实行的民主也往国际上推广推广，要是俄罗斯把在国际上宣扬的民主也往国内落实落实，那就圆满了。又如：美国的顶峰已经过去，俄国也刚九死一生从山头跌到山脚，俄罗斯人很愿意跟美国分享自己新近获得的智慧。

特列宁还讲了一句发人深思的话，他说莫斯科已抛弃了任何意识形态，拥抱了实用主义。这话其实概括的是一种更普遍的现实。放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己份子，有意识形态的没力量，有力量的没意识形态。这个体系所发动的掠夺无一不旗帜鲜明，所造成的灾难无一不放诸四海。而对它的抵抗，听得到的大都吞吞吐吐，不知道在说什么；看得见的基本上躲在国境线里侧，彼此谁也不敢联手。前面说了，就以往几十年的历史走势而言，这种局面不仅自然，而且当然。如果这走势踉跄过后还能接着走，那么反体制的力量退而结网可矣。但如果这体系经此次危机真地混不下去，那就需要为不一样的未来有所准备，包括建立普世的价值和远大的抱负，包括设计从地方割据走向再造世界历史的长远路线图。无论什么情况，想象一下未来总是不错的。
]]> http://www.huinengtalent.com/default.asp?id=103 <![CDATA[普通人生活中的大萧条]]> admin http://www.huinengtalent.com/ willcleaner@hotmail.com 2008-11-23T15:19:19+08:00 2008-11-23T15:19:19+08:00 普通人生活中的大萧条
----重读《光荣与梦想》（1）

孙立平

金融危机，股市暴跌，许多企业陷入窘境，失业人数大量增加，诸如此类的字眼不时传来，一个令人恐惧的念头不时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一场与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相仿佛的灾难正在到来？连历来说话谨慎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也说，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所见到的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不久前，英国媒体以《美国2008：经济大萧条》为题披露了：从今年10月开始，有2800万美国人将不得不依赖食品券维持生活，这一数字将打破食品券福利计划实行40多年来的最高纪录。英国媒体称，这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面临经济危机的明确迹象。
美国国会最近批准总额达７０００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以赋予政府广泛权力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阻止金融危机加深。有关评论认为，这是自上世纪３０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制定的最大规模的金融救援计划。同时有消息说，美联储将大大增加向金融市场的注资力度，以增加市场流动性，预计这将使美联储的注资总规模在年底增加到9000亿美元。
对于这场危机，人们从经济层面已经谈论了许多，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对于普通人的生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时候，回顾一下有关上个实际30年代大萧条的文献是有益的。1970年，美国口述史学家史特凯尔出版了著名的《艰难时世：大萧条时期的口述史研究》（Har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一书。其中一个个案是饶有意味的。作者曾采访过一个名叫罗杰的人，在大萧条的时候罗杰年仅14岁。让人感兴趣的是，在特凯尔采访他之前，罗杰从未听说过“大萧条”这样一个词汇。他告诉采访者，他的父母和他周围的人在提到人们称之为“大萧条”的那段岁月时，所用的词汇都是“艰难时世”（hard
times），直到研究者采访他的时候，他们依然是这样称呼那段时光。这个例子告诉人们，同样是这样一场大萧条，在宏观的视野和微观的视野中，就社会的整体经历而言和就个人的个体经历而言，可能会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之后，人们出版了许多以个人的亲身经历撰写的对大萧条的感受，这些个人性的经历和感受与冷冰冰的宏观数字相比，展现出的是历史的不同层面，也使得我们有机会认识大萧条的另一副面孔。这当中有在大萧条初期担任美国总统的胡佛，《胡佛回忆录》的第3卷题目就是《大萧条，1929-1941年》。在史学界，有美国米尔萨普斯学院的历史学教授麦克艾文的《大萧条：1929-1941年的美国》和《大萧条与新政：历史纪实》两书。在社会学界则有埃尔德的名著《大萧条的孩子们》。埃尔德用大量的个案和数据，证明了历史变迁对个人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个人的某个发展阶段，而是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中，埃尔德以1920-1921年出生组为跟踪研究对象，对于大萧条经历对这些研究对象生命历程各方面的影响进行了长期的纵身研究。埃尔德认为，大萧条不仅影响到研究对象幼年时的生活环境，而且对其成年后的工作生活、成人经历、职业生涯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力甚至波及研究对象的后代，并在某种程度上构筑了战后美国人民的国民性格。而在这些纪实性的作品，尤其值得推崇的是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记得在大学读书时就曾被这本书所吸引，而在今天重读这本书，又自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光荣与梦想》被称为一部“美国断代史”，它勾画了从1932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任期内的水门事件40年间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他描写的是历史性的大事件，但其着笔之处却细致入微。
当人们使用大萧条这样的词汇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一定是一种晦暗的图景。当时一位替《星期六晚邮报》写文章的人问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历史上有过类似大萧条这样的事情没有？他回答说：“有的，那叫黑暗时代，前后共 400年”。但实际上这个形象并不全面。实际上，在三十年代大萧条发生前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时间相当长的经济繁荣时期，20年代甚至可以称之为“黄金十年”。以美国为例，从1922年到1929年，平均年GNP增长率高达5.5%，失业率从战前的11%下降至20年代后期的3.5%。19世纪末发明的发电机、电话和汽车等技术，在大萧条发生之前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收音机作为当时的一项重要耐用消费品，也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行业，到了1929年，1000多万个家庭每家至少拥有了一台收音机。“消费者购买越来越多的新车，而且他们开始空前地使用电话”。房地产的价格在迅猛上升，股市经历了一个10年的大牛市，1926年3月到1929年10月间，每股收益率上升了2.2倍。1929年3月卸任的柯立芝总统就曾公开宣布：“股票在目前的价位上还是比较便宜的。”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美国到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到处是一片歌舞升平。1928年，赫伯特•胡佛在他的总统竞选演说中自信地宣称：“我们美国即将在征服贫困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比历史上任何国家更伟大的胜利。不远的将来，在上帝的帮助下，贫困将在我国消失。”
然而，危机以及其突然的方式到来了。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股市开盘后，股指循着前一天的走势，温和地上涨着，只是成交量明显地放大。到了大约11点的时候，股指才突然掉头向下，接着大幅跳水，到了11半，股市已经完全处于无法控制的狂跌状态。据说在一个小时内，就有11个知名的股民自杀身亡。偶然目睹这个场面的丘吉尔感叹道：“上帝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天啊！”从1929年9月到1933年1月间，道琼斯工业指数从381点跌至36点，缩水90%。其中，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的价格从平均每股364.9美元跌落到62.7美元，20种公用事业股票的平均价格从141.9美元跌到28美元，20种铁路股票平均价格则从180美元跌到了28.1美元。到1933年底，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还达不到1929年的1/3。在这期间，5000多家银行倒闭，8万多家企业破产，1400万工人失业，几乎4个劳动力中就有1个处于失业状态。一个“黑色星期四”将美国这个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从巅峰抛向谷底。随之，危机向欧洲，向整个世界蔓延。在茅盾先生的《子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危机也波及到地处远东的上海。
金融危机是一场消灭财富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失败者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或者换句话来说，是穷人和富人一起遭殃。曼彻斯特这样描述穷人的艰辛：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10美分一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如果说节衣缩食还仅仅是一种温和的表现形式，那么，被抛入失业大军的工人，破产的农民，还有无计其数的露宿街头者，则成为这场经济危机的最悲惨的牺牲品。
穷人陷入困顿，富人也大多不能幸免。之前在《福布斯》杂志上公布的美国400名最富的人中，有38人的名字从榜上抹去了。在一天的时间里，世界头号首富萨姆•沃尔顿就损失了21亿美元，丢掉了首富的位置。《光荣与梦想》记述了芝加哥一个叫做英萨尔的人。此人曾身兼85家公
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长和11家公司的总经理。他掌管着150家公司，雇员达5万人。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拥有的证券实值还在30亿元以上。但不消几天，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手里那些英萨尔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价的4%了。英萨尔由36名保镖护卫着，日夜奔走，力图挽回颓势，可是这年4月，他那两个投资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产了。6月，他因欠下6000万元的债，逃往欧洲，最后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国当局，终于押回本国受审。
这次的危机也同样如此。最近的一则消息是，《金融动荡雷曼公司破产 总裁健身房遭暴打泄愤》。在这次危机中，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美国CNBC和著名杂志《名利场》不久前披露，雷曼总裁富尔德日前在公司健身房遭人挥拳打脸泄愤。最初爆出这件事的，是《名利场》的撰稿人沃德。沃德其后更承认，他不仅亲眼目击了事件，还有份上前打了富尔德。沃德说，在雷曼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的周日，富尔德来到雷曼大楼的健身房，“当时我身边有位仁兄怒上心头，走到富尔德跟前，向他狠狠挥拳。”他看到那人出手后，自己也忍不住走过去打了富尔德。沃德说：“我觉得他不知羞耻，他对不起那些基金及投资者，他从不承认自己的过错……我觉得他很傲慢可憎。”
在中国，过去胡润百富榜是以8亿元财富作为入围门槛，但是今年国内股市表现惨淡，富豪们资产缩水，因此2008榜单就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调低了入围门槛，从8亿元降至7亿。同一则报道还说，超过一半企业家财富下降。从全国来看，今年1000位上榜企业家中平均财富为30亿元，比去年下降22%，超过50%的企业家财富下降；仅有不到20%的企业家财富小幅上升。
在危机中消失的局部仅仅是财富，随财富一起消失的还有人们的意志与信念。正如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所说的，许多人自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李普曼当时就写道：“整个民族精神不振，
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可以说，金融危机决不仅是一场经济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社会的危机；它不仅是一场在社会的经济层面上发生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发生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危机。



谁种下了祸根？
----重读《光荣与梦想》（2）
孙立平
当时胡佛总统的一句话成为后来人们不断提及的笑柄。对于伴随大萧条而来的贫困、饥饿甚至死亡，作为总统的胡佛似乎没有并没有切身感受到，一次他在接见记者的时候，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十顿饭。”这样的话招来普遍的骂声是无疑的。
但简单地说作为一国总统的胡佛漠视了灾难中人民的疾苦，也许并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时至今日人们对作为一个大国总统的胡佛为什么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也多少有点奇怪。真正的原因是这次的大危机确实有着某些诡异之处。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灾难突然来临的时候，类似这种幼稚的错误，绝非仅仅是胡佛犯过。曼彻斯特说，那时社会中有着各种各样愚蠢的想法。其中之一是把产品的积压仅仅看作是一种销售技巧的问题，“只要有个好推销员，什么都能卖得出去”。对于大萧条形成的原因，连当时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都说，大萧条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懒怠工造成的，“很多现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时偏要罢工，便是根本不想干。”
因此可以说，这些幼稚的错误，或者如曼彻斯特所说的那些愚蠢的想法和说法，与其说是由于幼稚和愚蠢，不如说是由于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中的惊慌失措。曼彻斯特的这样一个说法则是让人深思的：这两个历史时期（即凯恩斯所说的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和大萧条）至少有一点看来确实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虽然身受其害，却都不懂得是什么在作祟。
80年的时间过去了，是谁种下了大萧条的祸根？人们仍在不断追问这个问题。总起来说，在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是两种最有影响力的解释。在凯恩斯主义看来，之所以会出现“大萧条”，是由于社会中的总需求急剧下降。而导致总需求急剧下降的原因，则是由人们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下降趋势、灵活偏好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所造成的，总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趋势使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从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而当时政府蹩脚的财政政策又使得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则将大萧条的祸根归咎于当时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中指出，联储防止银行破产努力的失败和从1930年底至1933年货币供给的下降，应对萧条负主要责任。
尽管其中的争论还会延续，真正的判断还要经济学家来做，但有一点推论是现在就很明确的：如果当时的大萧条是某些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失误的结果，那么，这样一场大危机就可以看作是政策失误的结果，换言之，这样的一场大萧条就是一个可以通过政策加以避免的事情。而事情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美国著名的印裔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Ravi
Batra)在《1990年大萧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导致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至今未被经济学家注意到的变数是什么？我的看法是这种变数就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这种财富的集中在1929年达到了顶峰并引起了大萧条。他指出，单纯的收入集中不可能导致大萧条，因为财富总水平在任何时点上都远远超过国民收入。根据他的分析，财富集中的速度变化通常是极其缓慢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次财富集中的飞跃。1922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但到了1929年，即仅仅7年之后，这些家庭所占份额又上升到36.3％。按照他的分析，财富集中增加了有不可靠贷款的银行数目，助长了最终连银行也被卷入的投机狂热。财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闭银行的数目越多，并助长投机，衰退便越严重。
而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财富的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大萧条发生的作用。据这位经济学家的估算，当时一个美国的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对此，曼彻斯特评论道，胡佛恰巧在大难临头的前夕担任总统，可说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在当商务部长时只醉心于提高生产力，却不注意购买力不足的危险性。他只是在卸任离开白宫很久以后，对当年的事才有所醒悟。他写道：“这边为数不过几千人……却占有大部分的生产成果；……那边是占20%左右的人口，却只分到那么一点点东西”。一个俄克拉何马州人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的话，这把恶性循环这个现象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
，又是消费不足”。
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生产过剩，这样的话人们已经说了无数遍，无需再次重复。而消费不足与贫富差距或当时利益关系失衡的关系，也是确凿无疑的。但有一个问题是很少有人进行讨论的，这就是，说产品过剩究竟是什么产品过剩？说东西卖不出去究竟是什么东西卖不出去？而这个问题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多少年来，“将牛奶倒在河里”几乎成了大萧条的一个符号。只不过原来说牛奶是资本家倒的，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垄断利润。而这些年有人查了当时的资料，发现牛奶原来是农民或农业工人倒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维持可以有利润的价格，至少是不原意在赔本的情况下再赔上汽油钱将牛奶运到城里去。但不管怎么说，被倒掉的牛奶都成了大萧条或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符号或象征。然而，这样一个符号可能会产生误导，即人们将生产过剩与牛奶之类的产品卖不出去联系起来。
但实际上，当时卖不出去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牛奶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包括了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另外一些产品，如房子、汽车、收音机、电话等等，即耐用消费品，至少在当时是被人们当做耐用消费品的。那时拥有一架收音机的意义不亚于今天拥有一辆汽车。吉尔伯在《美国经济史》中写道：“住房营造在192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就江河日下了。1929年动工兴建的住房只有五十万幢(1925年约有一百万幢)。1927年以后，汽车工业也急剧衰落”。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正是由于这一点，这次的大萧条不同于以往的历次经济危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是用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转型，才渡过了这样一场危机。不但渡过了这场危机，而且由此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当初，胡佛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许下一个在今天看起来有点可笑的诺言，他说，他要让“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两只鸡，家家有两辆汽车”。这就和我们当年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样。但“两只鸡”和“两辆汽车”却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鸡代表着柴米油盐这类生活必需品，汽车则代表着耐用消费品。锅里有两只鸡，家里有两辆车，形象地表明当时的美国和西方正处在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过渡的阶段。实际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过渡的过程就开始了。人们从直观上也许会觉得，过去是柴米油盐，现在是房子汽车，这不是很好吗？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实际上，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恰恰都是这看来美好的东西带来的。历史表明，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生产时代是十分艰难的。转不过去就会酿成一场大危机。30年代大萧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消费模式”问题。在生活必需品和耐用消费品这两个时代，需要的消费模式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没有什么弹性，因为都是生活所必需的。而且生活必需品具有数量多单价低的特点，用来消费生活必需品的是即时收入。而耐用消费品往往有很强的选择性，而且耐用消费品往往数量少单价高，所以只靠即时收入来消费是不够的，往往既要动用储蓄又要动用将来的收入，即所谓的信贷消费。而要形成适合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就需要一些结构、制度条件的支撑，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相应的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这个过渡就很难完成，结果就是不同于以往的更严重的过剩危机的发生。
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罗斯福新政时期要进行那些社会变革，为什么必须以社会的全面转型来为走出危机创造条件；同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应对危机的变革会具有如此深远的意义。

]]> http://www.huinengtalent.com/default.asp?id=94 <![CDATA[“制度性干旱”---论中国北方恶性水源危机的社会成因4]]> admin http://www.huinengtalent.com/ willcleaner@hotmail.com 2008-09-05T23:00:13+08:00 2008-09-05T23:00:13+08:00 第四章 大逆转：“保水农业”的终结和“大水荒”的降临
一、建国以来田亩制度回顾
   继70年代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恢弘的农业灌溉革命之后，在80年代，中国农业再次发生了令史家瞠目结舌的巨大变故：中国农业实行了“土地家庭承包制” --- “包产到户”，农田被分割为人类农耕史中从未出现过的“极度细碎化”，其细碎程度甚至影响到了汉语语汇系统---连描述土地的不定量词都由“块”变成了“条”。
   在此30年之前，中国也曾经发生过一次“农田细碎化”运动，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之际的“土地革命”；地主、庄园主的连片土地被夺取了了政权的农民切割为适合家庭耕种的块块，地主的“四驾马车”被农民瓜分为“单驾车”。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这或许应算是某种意义的“生产力倒退”，原本就不多的庄园式集约化生产因素被迫终止。但是，局部的、有限的倒退却换来了“耕者有其田”的巨大社会进步和劳动力解放，百年动荡的历史终告一段落。掌握了土地的农民焕发出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中国的粮食产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然而，毛泽东主席很快意识到：不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仅靠“人体劳动力”的“热情”、“勤劳”、“积极性”不可能带来持久的、稳固的农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继而，毛主席推动了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在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中国农民仅用短短20年时间就先后完成了2次人类历史上最为空前宏大的农业革命：一次是60年代完成的以治理洪涝、积水、盐碱为内容的“农业生态革命” （请...） ，一次就是70年代完成的“农业灌溉革命”。请参阅《孟凡贵（苏拉密）：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 No.2007-02）
   农业集体化是既能超越低级的“庄园集约模式”，同时又不引发新一轮土地垄断的唯一途径。没有集体化，土地革命只是一次简单的“劳动力解放”和“生产资料”再分配过程；有了集体化，土地革命成果才能转化为推动农业工程技术革命的巨大动力。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的原理，农业集体化是土地革命的合理延续和必然结果。
   但是，发生在80年代的“农田细碎化”和50年代土地革命时的条件相比却颇为不妙，因为此时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灌溉革命”。---土地与水源的关系已经非常复杂。土地可以分割，灌溉工程却不可分割；土地可以“包产到户”，水源却不能界定在固定位置。强行把集体化大生产产生的灌溉革命成果应用于众多分散的小农经营，就如同把一件为“大个子”量身定做的衣服拿过来给几个“小个子”合穿，难免会出现有的把脚蹬进袖子里、有的把头套进裤裆里，衣服最终被撑破也不是不可想见的。

二、“包产到户”---保水农业的终结
   中国农业的“个体经营”上可追溯到奴隶社会末期，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正是连续2000多年的农业“家庭经营”，塑造了中国古典农业的“保水耕作”；---分散的小农不具有灌溉工程能力，再不保水，靠什么吃饭？而当20世纪80年代，小农虽说回归了他们祖辈的本来面目---已同样不再具有工程能力，但却可以坐享“灌溉革命”的成果。那么，一个问题出来了：
   作为“利益经营者”，小农们会不会停止“高成本”的“保水耕作”？单靠“低成本”的灌溉来解决吃饭问题？
这个问题至关重大，它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水源安全！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耕地18亿亩，合120万平方公里，刚好占国土面积的1/8。假如还没有发生“灌溉革命”，大不了就“豁出去”这1/8头顶的降水，任小农们“爱保不保”。而现在可大不一样了，有“灌溉革命”留下的8.6万座水库、几百万座塘坝、300多万公里引水河渠、百万座提灌站、220万眼动力机井；农业已可以“千里引动黄河浪、百米汲取地下水”，全部960万平方公里头顶的降水和脚下的地下水都难逃农田的摄取。此时，“灌溉能力”已成为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掌握在数以10亿计小农的手中，挥舞在“众水源们”的头上；万一他们不肯为整个社会的水源安全而“保水”，那可真要命！
   很不幸，这种担心在80年代成为了现实。
   自“包产到户”后，小农们纷纷扔掉手中的“牢什子”锄头，撇开祖辈们干了两千多年的“松土保墒”，在播种与收获之间的漫长等待中开始从事另外一种古老而新兴的“农业”---麻将。
  借助于形态研究，笔者认为“麻将”是对农业全过程“开荒-种植-成熟-收获-储藏-发达”的模仿；或按时髦的说法，干脆就叫它“虚拟农业”。
麻将的三种主牌：
   “萬”，原始含义是“长满了野草的大荒地”。“萬”的数量词含义就来源于“像荒地里的野草那么多”
   “条”，最容易让人想到竹子，实际上它表示的是庄稼的节节生长。我们通常叫做“幺鸡”的，既不是鸡也不是鸟，而是一棵刚刚萌发的幼苗---形如豆芽。
   “饼”，代表一粒粒成熟的谷子，特别是“七饼”的形状和一支沉甸甸的谷穗惟妙惟肖。
   再看它的副牌：
   “白” ，代表一块麦场空地。
   “风” ，就是借风力扬场。
   “中” ，“内也、入也”（《说文解字》释语）。就是把打好的粮食搬到仓库内，注入囤子里。
   “發” ，借典于《孟子》：“舜發于畎畝之中”。这是鼓励农人：只要能把地种好，同样可以“成王成圣”。孟子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发出了他著名的警世格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也许，前人发明“麻将”是为了喻教于乐，在游戏中强调农业的重要，没想到它却成了肢解中国农业的一个平台。80年代，曾有“顺口溜”流行于坊野间：“10亿人民9亿赌，还有1亿在跳舞”；这个“赌”，指的就是麻将。“忽如一夜春风来”，“自摸平和”代替了“精耕细作”；延续了两千多年、昨天还在“灌溉革命”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的“保水耕作”传统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有人会诘问：不是还有很多耕地不能灌溉么？小农为何也要放弃“保水耕作”？
   是的，至70年代末，中国耕地约有一半已被“革命”成了“灌溉农田”，还有一半仍停留在“雨养”阶段。但是，在全国范围内，“灌溉农田”的粮食产出已占到总产量的2/3以上；在华北、西北、“黄淮”地区，“灌溉农田”的平均亩产是“雨养农田”的2.75倍[40]；特别是在“黄淮海”平原，粮食产量的近9成（88.7%，以灌溉密度74%计）生产于“灌溉农田”。仅凭“灌溉农田”小农已可保障吃饭；剩几垄“雨养农田”再怎么也“鼓捣”不出“先富”来。就一个村庄的农田布局看，“雨养农田”往往是分布在距村庄较远的坡地、滩地、洼地。与其为几垄“望天收”“爬山涉水”跑5里路去动一次“干戈”，还不如憋足运气来张“自摸”。这样，小农们在放弃“灌溉农田”保水耕作的同时，也无顾忌地捎带荒废了“雨养农田”的保水耕作。

三、大“水荒”的降临
从“精耕细作”、“保水耕作”到只管种、浇、收的“懒汉耕作”，会损失多少水源？笔者进行了田间实验。实验结果为：放弃“松土保墒”可加大“1/2的棵间土壤蒸发”，或者“1/4的田间总腾发”。证实了民间“锄三省一”的说法；---锄三遍可少浇一水。见《附文四：“松土保墒”实验成果》
   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不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北方---“黄淮海流域”现有耕地面积7.0亿亩[41]（另一资料为5.85亿亩[42]）；年均降水566mm[43] ；灌溉面积3.46亿亩[44]，2005年的灌溉用水为915亿m3[45] ；7亿亩农田包括降水和灌溉用水在内的总“受水”为3556亿m3。
因放弃“松土保墒”加大的田间腾发总量每年为：3556亿m3×1/4=890亿m3；接近于1条黄河再加2条海河的天然水量；相当于10条“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890亿m3的数字，揭示了中国北方发生“大水荒”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
   这个数字不仅印证了本文第一章关于“黄河流域20多年来水源总量减少6000多亿m3”的计算结果；也注解了为什么“大旱荒”起始于80年代后期---80年代初，“包产到户”对“耕作体制”的瓦解在经过“潜伏期”后表现出征状来了。之所以有3-5年的“潜伏期”，是因为水源巨大储量的缓冲能力。
   假如我们留心考查，还会发现80年代中期后还有许多东西在农村“不期而至”。除了“麻将”的普及，比如还有“基督教”兴起、“刑事犯罪率”飙升...等等。
   “大水荒”形成后，各界均对其成因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除了经本文第二章重新研究并予以排除的“气候论”、“工业论”、“森林论”等主要观点外，还是众说纷纭。
   有观点认为：在“先富论”指导下，人民积极发展经济，纷纷在江河上游挖“虫草”、采“发菜”、刨“甘草”，制造了不少“人工掘坑”，再加之“鼠洞兔穴”，导致土壤水分暴露、地表面积扩大，蒸发加剧，阻碍了水源生成。这个结论局部是成立的。比起“气候”、“工业”、“森林”等诸论来，它触及到了问题的要害---“地表蒸发”。但是，挖“虫草”的能有多少人？算他几百万吧；都用些什么工具？不过是些撅头铲子；再怎么折腾也十分有限。难道能和10亿农民动用140万台大中拖拉机、1500万台小拖拉、800万台柴油机、5000万台水泵在18亿亩耕地上放弃“保水”原则，只管“浇”、不管“保”的“超级折腾”相比？
   还有的研究独辟蹊径，认为干旱和“月全食”的发生有某种联系。
   在已有文献中，惟有“海河水利委员会”李彦东的研究《控制ET（蒸发蒸腾）是海河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保障》接近了“大水荒”的本源。文章说：海河流域多年平均降水1700亿m3，能形成地表径流和地下水的只有370亿m3，仅占降水量的22%。其余78％直接成为农业和环境生态用水或消耗于无效蒸发。文章疾呼“减少ET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唯一解”。
   笔者以为，与其千离迢迢去高原考察“人工掘坑”、“鼠洞兔穴”，甚至连“吴刚嫦娥”也难逃其咎；还不如散步到郊外，去仔细揣摩一下农民都还在怎么种地！

四、“保水农业”瓦解的经济、政治、社会基础
   我们无意将责任推给素有勤劳传统的中国农民；但我们有义务探讨都是些什么因素导致了“保水耕作”的终结？我们还有没有办法改变这些因素，重新恢复“保水农业”？
（一）“包产到户”后，农业转变为“经营”
   既然是“经营”，农民就有权利考虑“利润”和“成本”。人工锄1亩地大约需要2个劳动日，在80年代初一个农业劳动日的平均价格为1.20元，锄4亩地是8个劳动日，工资成本为9.60元；“锄”4亩地减少的水分蒸发为50m3（相当于“浇”1亩地使用的水），50m3水用机井灌溉为用工1.5小时、工资0.23元、用电6度、电费0.72元（“农用电”单价为0.12元/度），总成本0.95元。
   也就是说， “锄”与“浇”的“效益比”为10倍。浇地还可以省出时间去“打麻将”或“投机倒把”，要是运气好来张“自摸”，或是“倒”赢了一平车蔬菜，那可就“发”了。
   有人问，不会使用中耕机械吗？“包产到户”后集体保留的机械没人维护、管理；农机员也是人，他也要“打麻将”、也要“投机倒把”；结果就是机械瘫痪、生锈、最后被孩子们偷拆部件卖废铁换烟抽。就是不瘫痪，一台机器让谁用不让谁用？打起架来还影响社会和谐。
    《石家庄地区志》载： “机引镇压器---1955-1979年（使用期间），平原多数社队使用于耕后镇压、碎土、保墒、镇压地表。1980年后多数地方停用”。[46]
   “市场主义”者认为：可以通过“市场手段”，用“机井加盖子上锁”、“收取水资源费”的方法来调整水关系。那么收多少合适呢？按照“市场原则”，“水价”要高于“保水成本”才能起到调节作用。比如，保1吨水的投入是10元，而水价提高到11元，农民就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主动保水。
   这个办法不错。我们刚才说，保水50m3需投入8个劳动日。目前(2008年7月),农民在县城建筑工地打工的日平均工资是50元，8个劳动日价格400元，保水成本为400/50=8元/m3。也就是说只要把水价提高到8元/m3以上，就可以让农民主动锄地保水。锄地的劳动强度比工地要小许多，而且工伤事故率低，粉尘少，噪音小，还可欣赏田园风光。
   非常好。假如水价提高到8元/m3以上，农民就可以卖水啦！怎么卖？5亩地，在地的一角修一个深10米、长宽各15米的池子，其余地表用塑料膜处理为“沟格式”集水场，按年600mm降水计算，每年可集水2000m3，售买16000元。既为社会创造水资源，又为国家拉动GDP，还不耽误个人奔“小康”。还用种什么粮？锄什么地？把“农民”全都转化为“水民”，“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顺便说几句，若按“市场主义”的思路，当年人民公社社员锄地保下的水岂不是创造了天文数字的价值？根据本文第一章的计算，80年代以来，仅黄河流域水源减少量能给出“清单”的就有6000多亿m3；“改革开放”岂不是挥霍了黄河流域“6000亿m3×8元=4.8万亿元”的财产积累？那么全国该有多少？按黄河流域面积占全国的1/12算，全国就是58万亿元，比2007年全国GDP的2倍还多。这可都是纯利润！折合为GDP岂不是要远远超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创造的所有GDP总和？

（二）“包产到户”破坏了“保水农业”的生产组织结构
   中耕虽然是劳动强度不怎么大的工作，却非常枯燥、单调。既没有播种的踌躇满志，也没有收获的喜悦。面对满眼的绿色、浩瀚的庄稼地、无尽头的活计，一种难以排遣的孤单、寂寞、渺小、绝望会时时袭上心头。找不到感觉的读者去读一读《老人与海》吧！
   连安全也成问题。村语“麦梢黄，卧下狼”是说当庄稼超过2尺深具有“隐蔽性”时，里面就充满了凶险。解放前，时常有在地里被土匪绑票、仇家伤害、中暑暴倒...直到50年代，都还有在地里被狼吃掉的事。80年代以来，狼的事倒没有，但在青纱帐里被强奸、在村外路上被抢劫、在田头被偷了自行车、少男少女被引诱学坏...这些事还少吗？
   人是社会动物，不可以像老虎一样在一个山头“独处”几年，直到繁殖需要。笔者1976年初中毕业，14岁就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后来联合了好几个村子的初中毕业生自己动手建起了“民办高中”方才复学）。因年龄小，多被安排一些“特殊”的活计。比如，大人们锄地，我在家烧开水，按“赤脚医生”给的方子，仁丹、薄荷、绿豆、生地、清凉合剂什么的摆弄一番。约莫快工间休息了，就平车拉上大茶筒、茶碗筐送往地头。车上还有一件“宝贝”---“学习箱”。说“学习”吧，里面除了十来本到大队图书室来回调换的连环画、故事书之类还有象棋、军棋、“建设牌”（扑克。“桥梁牌”的“大鬼”是“南京长江大桥”）虽然简陋，却也能给劳作的人们带来不少欢乐。“包产到户”瓦解了“人性化”集体劳动的社会组织单元。
（三）农田“细碎化”加大地表面积，也促使“保水耕作”终结
   “土改”是按“块”分地，“包产到户”则是按“垄”分地。按华北通常的情况：1个生产队有150人、25户，250亩地分为10块，每块平均25亩。假如25亩的“大块”地呈“黄金分布”，是约为100米×166米的矩形；假设每户人口相等，每户在10“大块”的每块中分得1亩“4米×166米”的“条”地。
   为什么要这样划分？首先，10“大块”的形成是一个村子划分为多个生产队的结果。土地是按距村子远近、道路交通状况、肥力、土壤、水利条件、平整度、坟头密集度、所接壤村子的民风...等多种标准划分为不同等级的。每个生产队可在各等级中分得一块。同样，“包产到户”也必须遵循这个原则。“丑媳妇近地家中宝”，你不能把村边的一“大块”好地分给两户，而让其他户去分远、差的；只能是在每“大块”中给每户各分一“份”。而这一“份”还必须是“条” ；因为只有“条”才能让每“份”都“就接”到横贯地头的道路和水渠。没听说过么？当时一“条”鞭子都是要剁成25“节”分的，一“口”水缸也是要砸成25“片”分的。
   地还是那么大，为什么“细碎”就加大蒸发呢？因为“边界长度”发生了改变。集体“大块”地除去两头的道路渠道，和两边接壤方共用2条“产权边界”，自己均摊1条，边界长度就是地块长度166米。“包产到户”后“产权边界”总长扩大为4150米。有“边界”就有“界埂”，“界埂”比一般的“耕作埂”要高大许多，就扩大了地表面积。
   那一年春节回老家，酒桌上有人“诉”笔者的远房堂兄，说他“不浇水不施肥”；笔者说，那他就“不打粮食不吃饭”。“诉者”一笑说：“不打？人家不比谁打的少，人家是‘活墒’，很先进。不过和他相邻的倒霉，要多浇两水”。
   原来，水分在土壤中是可以“侧向补给”的。地只有4米宽，两邻只要施肥浇水后，水肥就渗透到他的地里；一边2米，4米宽很容易就“渗灌”了；还带着化肥。花卉爱好者经常把花盆“坐”在浅水里，靠盆底的洞渗水，获得“活墒”。干燥后不板结、不开裂。
   这个故事梢带出一个问题：既然水分可以在土壤中“侧向补给”，“松土保墒”又叫“暄土覆盖”；你“盖”他不“盖”，他那里的水分蒸发了，你这里辛辛苦苦“盖”住的水分就补给他，他再蒸发，你再补给...这里“盖”住那里“漏”，这岂不是“筛子当锅盖”，等于就没“盖”吗？从此，也就没人再“盖”了。

（四）“保水农业”的全方位终结
   还不只停留在耕作体制的荒废上，下面几则资料展现了中国“保水农业”全面终结的几个景点。为提高土壤长远肥力，增加有机质含量，《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不惜在粮食还相对紧缺的建国初期，就将“绿肥”纳入“复种指数”。“有机质”是抑制水分蒸发的。可80年代后，绿肥已踪影不见。残存的水生绿肥“水葫芦”等，因无人管理利用，反成为环境灾害。
   安徽滁州《定远县志》载： “绿肥...70年代中后期，全县绿肥面积发展到20万亩以上，1976年突破40万亩；70年代末，由于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和扩大了麦油面积，大量施用化肥，绿肥面积急剧下降，到80年代几乎无人种植绿肥。[47] ” （笔者注：定远县70年代后期拥有耕地156万亩，40万亩绿肥占耕地总面积的26% ）。
   沼气作为有机肥源和新农村建设综合项目，曾经在7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到80年代却也和绿肥同命相连。1978年全国农村拥有沼气池750万口,1984年减少为400万口,几乎减半。[48]
   土壤有机质含量的下降，使得耕地全面板结，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莫不如此。
    图表09反映了吉林省舒兰市土壤有机质下降的情况。

图表09-舒兰市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49]
   据《南方农村报》报道：2002－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调查结果表明，与第二次土壤普查（1979-1986）相比，5个市土壤有机质下降了15％－20％。[50]

（五）“免耕法”---中国农业的耻辱！
   70年代末，正值中国“真理大讨论”之际，著名国际主义战士和农场经营者---韩丁先生，带着他全新的耕作理念---“免耕法”再度来到中国。这次，韩丁先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国最重要的政论媒体《人民日报》和最重要的学术媒体《光明日报》，均以整版篇幅介绍了韩丁先生关于“免耕法”的谈话。中国农民首次听说了这种“洋种地”，也透过介绍对美国的私有农场有了最初的“向往性”了解。
   “免耕法”是一种新兴的“保水耕作”方法，以“最小耕作-腐殖覆盖”构成体系。“最小耕作”是说要尽可能减少耕作，以免扰动土壤，造成水分暴露、蒸发。“腐殖覆盖”是说通过“免耕”将作物残茬、秸杆保留在地表，任其腐烂；经多年累积后形成一个“腐殖层”，覆盖地表。
   可以看到，虽然在“耕”的问题上完全对立，但在“覆盖保水”方面“免耕法”和“精耕细作”又是完全一致的。“松土保墒”靠“暄土”覆盖，“免耕法”靠“腐殖层”覆盖。离开“覆盖”，就没有“保水”。
   “免耕法”有一定的优点，也有致命的缺陷。说不定在漫长的农耕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就曾经尝试过这种方法，后来又被淘汰了。
   先说“覆盖”。和“暄土覆盖”相比，“腐殖覆盖”存在着管理上的缺陷。“暄土覆盖”是以土盖土的“同质覆盖”。过水后覆盖层“板结”了，就再浅锄一遍，维护一次；不存在“覆盖物”的损坏问题。而“腐殖层”在播种、灌溉、追肥、播药、采踏等过程中会损坏，从而暴露土壤。比如，中国直到现在都还普遍使用“漫灌”，水流会把“腐殖层”漂浮起来、冲集到灌溉末端，使灌溉前端缺乏“腐殖层”；灌溉时土壤已经成为“泥”状，农民挽着裤腿赤脚在膝盖深的泥里管理水流，会将“腐殖层”与“泥”搅拌，或把“腐殖层”踩到耕作层的底部，使“腐殖层”混入土壤，成为土壤的一般腐殖质含量。“盖子”没了，还怎么“覆盖”？除非你采用“扇型往复式”（退着喷）或“架空式”喷灌，否则“腐殖层”就不可避免要被“踩泥”（“落地圆周式”挪动设备时也要“踩泥”）。70年代，喷灌虽说被列入国家重点推广项目，到1977年中国已拥有喷灌面积290万亩[51]，但若不再经过至少10的“跳跃式”发展，就远远不足以支撑“免耕法”的推广。等到80年代，地都分成了“4米宽”了，还喷灌个屁！
   再说“免耕”。“免耕”固然可以减少因扰动带来的水分散失，但在大动力播种机普及之前，未经翻耕的坚实土壤能“条播”得“动”吗？别说“条播”，连“穴播”恐怕也不能实行：密密麻麻地挖坑，那还不如“翻耕细耙耧播”呢。不能“条播”，也不能“穴播”，莫不是要让中国农业倒退到“裸撒播”阶段？因此，“免耕”在70年代的农业“半机械化”条件下是没办法推广的，更不要说80年代连“半机械化”也夭折了。直到现在，也没听说有多少小麦是“免耕”播种的。玉米等株距较大的作物是可以“免耕点播”，那是在70年代中期以前就早已普及了的，和后来宣传“免耕法”毫无关系。但玉米的生长季节是全年降水最集中的七、八、九三个月，“免耕”的土壤过于“瓷实”，不利于“渗水蓄墒”，这才有陈永贵发明“深松锄”来弥补这个缺陷。
   在70年代中期，韩丁先生就曾到大寨推广过他的“免耕法”，老陈没有接受。这倒不是因为老陈思想保守、不敢突破管圣人、孟圣人、毛圣人们“钦定”的“精耕细作”；而确实是“免耕法”不适合中国国情。
   且不说“免耕法”作为一种新兴的耕作体制尚待接受“实践检验”，连它的诞生地---美国，直到2005年都还只有13.4%的耕地实行“免耕法”[52]，70年代更是少得可怜，和中国当时几乎100%实行“精耕细作”无法相提并论。而且美国农业也不是“灌溉农业”，它的“灌溉密度”到2005年才13%，中国在70年代就得到了46%。中国在“灌溉革命”发生后实行什么耕作体制都必须紧紧围绕着“灌溉”这个中心。单凭“免耕法”对灌溉方式的苛刻要求，就足以让老陈驳回老朋友的“面子”了。当然，这并不影响70年代在中国普遍实行的玉米“免耕点播”和“海绵田”接受了一些“免耕法”的合理成分。
   “海绵田”是“农业学大寨的”一项重要内容。“海绵田”建造就是大量提高整个耕作层的“腐殖质”含量，而不是象“免耕法”要求的仅仅在地表形成“腐殖层”。“海绵田”才是能让“免耕法”在中国真正推行的基础。“海绵田”土壤蓬松，播种前可以“免耕”；“海绵田”不易板结，可将“松土”次数降低到“最少”（即“免耕法”要求的“最小耕作”）；“海绵田”耕作层上下均质，不怕灌溉“踩泥”。可惜，全国“海绵田”建设项目也在1979年夭折了。
   1974年老陈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墨西哥，蹲在人家的“滴灌”前长长不舍离去，以至于延误参观日程。弄得陪同的总统埃切维里亚只好许诺送他2套“带回去慢慢研究”。回国后，把这2套“国家礼品”锁进礼品库吧，就“禁锢”了生产力；留在中南海灌园子吧，又过于奢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安置在大寨进行实验，这也是中国最早引进的“微灌”技术。
   后来有人说大寨红旗是“假”的，是靠国家投资“树”起来的，投资中就有滴灌。说这话的人听说过什么叫“指鹿为马”吗？不错，国家是在大寨有投资；---大寨出名后共接待134个国家、2288批、25000人、2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外宾。国家当然应该在大寨投资建设展览厅、宾馆、旅行社、邮电所、银行所、道路、桥梁...这些设施国家使用国家投资，天经地义；和大寨有什么关系？能指出大寨人吃饭、住房、农田基本建设化了国家的钱吗？你“国家”也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吧？
   为什么在距70年代中期老陈婉拒“免耕法”仅仅只有短短的3、4年，到70年代末期，中国就轻易而举地接受了“免耕法”？倘或是因老陈“霸占”了中南海浇园子的“滴灌”引起不满？有人要借“免耕法”给他“好看”？还是已经有人准确地“预见”到了中国的“精耕细作”体制必将在80年代初被全面终结？从而提前做好“理论准备”工作？这也太“用心良苦”了吧。
   虽然前面指出了“免耕法”的缺陷和推广的困难，但既然“精耕细作”“内定”要被终结，那么假如能对“免耕法”积极改进方法，创造条件推广，也仍不失为一种选择。
   然而，历史对如此善良的意愿也不肯放过它的嘲弄：在“精耕细作”被终结后，我们丝毫没有看到要建立“免耕法”体制的迹象。
   “免耕”对“腐殖质”的依赖要远远大于“精耕细作”。 “免耕”之所以敢“免”，就是全凭有“腐殖层”覆盖！然而，80年代后，野蛮疯狂的“秸秆焚烧”席卷全国。燃烧使植物遗体释放了一生“光合作用”积累的能量，失去了全部有机成分，仅剩下一点点矿物质无机盐---灰烬；没了有机物，土壤去哪里获得“腐殖质”？更别提“腐殖层”了。80年代后，每当夏、秋收时节，从北京到武汉，到济南，到太原，到西安...广大的北方因秸秆焚烧“狼烟滚滚” 。一开始是没人管的，后来造成高速公路封闭、影响到城市空气质量，政府才开始干涉。特别是2000年以后为了申办奥运会，政府更加大了“禁烧”力度。国家为此专门动用了“卫星遥感监测”，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法规法令禁止，但收效甚微。每到夏、秋收，市、县、乡各级地方政府都要组织“禁烧工作队”，白天硬是驻守在地头，但夜里“偷烧”却禁止不住。“逼”得政府连“臭命昭著”的“连保制”都使了出来---大标语赫然写到：“一处冒烟，全村受罚！” 。
   这是农民“逼”政府吗？集体时秸秆全身都是“宝贝”，连秸根都要集中到地头用大功率切草机切碎沤制，等来年再还田做底肥。这还不够，还要按比例轮流一定面积专门种植“绿肥”---不长粮食、专长“秸秆”的作物用来翻耕掩埋、以提高土壤长远肥力。集体解散后，个体农民既没有切草机，也没有沤肥池，政府硬要求“禁烧还田”，怎么“还”？“掩埋”吧，则需要大型翻耕机，“埋深”才不至于影响播种，才能不因秸秆腐化产热将禾苗“烧”死。没有物质力量支撑，农民们除了“偷烧”还有啥出路！
   2007年09月27日，济南为“秸秆焚烧”关闭了高速公路，普通公路上的车辆也不得不开启雾灯缓行。《齐鲁晚报》报道说：“晚上10点多，一位农民大声喊：‘现在没人啦，赶快再烧一堆吧！’”。[53]
   也许，等到2008年秋收，农民们经过“奥运洗礼”，情况就会好转。最近2、3年来，随着玉米收割机的使用，“秸秆禁烧”是看到了点希望，处理方法是“粉碎掩埋”，和“免耕法”要求的保留在地表没有任何关系。
   根据“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截止2005年，中国已推广“免耕法”面积1500万亩[54]。也就是说从1979年开始宣传“免耕法”以来，中国平均每年推广57.7万亩。这个速度不慢，再过3120年，中国的18亿亩耕地就全部实行“免耕法”啦！
   把前人制订的“耕作保水”体制破坏掉，自己宣扬的“免耕保水”又全无踪影，中国农业一下子就倒退到“原始无体制耕作”阶段。出现这种后果不能不让人对当初苦心宣传“免耕法”的用意产生遐想。
   无论是“耕作保水”，还是“免耕保水”，只要能保水就是好体制；这是符合“黑猫白猫原理”的吧？但在这里不适用；光“忽悠”不实行是违背“实践检验原则”的吧？但在这里不违背！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在80年代初被终结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农业生产国、最大的农业人口国、最大的灌溉国，该不该出个人象毛泽东一样“广泛调查、深入研究、集思广益、亲自起草、多次修改”重新再制订一部新的“农业发展大纲”？30年了，没有订；《中国桥牌竞赛规则》倒是修订了多次。中国有这么多的政治家、管理家、科学家，是不是也该有一个人“时而沿书架渡步若有所得，时而在书中查找如获至宝，时而驻伫留窗前沉思，时而奋笔伏案疾书” ---象毛泽东较真“深”和“精”那样，为“耕”和“免”叫一叫劲？也没有。“有”还能闹出“实行‘免耕法’需要3120年”的笑话？“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政府智囊机构，这些年除了净听他们扯着嗓子满大街喊“‘包产到户’就是好，就是好！”外，没见谁出来说明一下目前中国农业属于什么耕作体制！
   出现这种烂局面怎能不让人重又想起那首《山西民歌》：
       千山那个万水连着天安门，
       毛主席是咱社里人。
       春耕夏锄全想到，
       防旱排涝挂在心，
       八字宪法亲手定，
       丰产的道路细指引。

   在经过以上的全面分析后，可得出中国北方大规模、持续、恶性水源危机的成因链：
   “包产到户”→保水农业瓦解→农田土壤蒸发加大890亿m3→恶性水源危机。

第五章 无解---市场环境中的水源危机
   面对恶性水源危机带来的深重灾难，国家也试图采取措施缓解；除了已于2002年开工的“南水北调”工程外，还有“限额灌溉”、“节水灌溉”、“提高水价”等方案。但仍然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
一、“南水北调”杯水车薪、成本昂贵
   “南水北调”是说从长江等外流域近期调200多亿、远期调400多亿m3的水到中国北方。
   然而，调水只能解决用水的燃眉之急，并不能改变本地水源枯竭的严峻生态。在干旱、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存在“高密集灌溉农业”，又不能控制农田腾发；那么，河流更加干涸、水位继续下降、水源储量最终被“掏”空就应该是这个地区的“常态”。这就如同“盆”底漏了洞，“不存水”就是这个盆子的常态一样。中国北方恶性水源危机产生与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农田土壤蒸发比70年代“平白”加大了890亿m3这个巨“洞”，只要这个“洞”一天不堵住，200亿也好，400亿也好，进去就会被“漏”得无影无踪。
   “南水北调”工程巨大，成本昂贵。东、中、西三线总投资2000年估算为5000亿元；还要移民40多万人，永久占用耕地100多万亩。

   按“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估算，假如投资按“全市场模式-贴现8%”计算，从“南水北调-中线”调水到北京的水价为15.8元/m3、天津为13.6元/m3[55]。按2008年的物价就不知该是多少了。实际上，“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估算水价”只是理论存在。因为“南水北调”作为国家战略项目，投资的55%以国家资本金方式注入，不需要“偿本付息”；其余45%贷款也不按8%贴现，而是按贷款实际利率计算的。即使这样算，通水时“实际水价”仍可望达到10元/m3。
  那么，我们可否设想：将调水工程的巨大投入作为“水源补贴”补给农民，鼓励农民重返“保水农业”轨道，从根本上解决水源危机呢？
   回答是“不可能”。
   人民公社解体后，分散的小农已不再成为承载国家战略的元素。农业“田间管理”是整合闲散劳动力而进行的“软性”生产劳动，个体劳动成果不具有明确的“可计量性”和直接经济效益。国家可以“出钱”，但谁来“接钱”、谁来组织、如何实施、如何管理、如何计量、如何报酬？单是“机制建设”都不知要比调水工程大多少倍！“市场体制”对这种不规范的大规模“零散劳动”，不能象调水工程一样靠“招标”解决。
   现在想来，当初解散人民公社，何止只是消解掉了一个“经济实体”，何尝不是直接砍断了国家的一条“臂膀”，使国家失去了农业社会的综合调动能力？进而联想到，2008年初的雪灾，整个南中国陷入瘫痪。试想人民公社还存在，别的不敢说，道路肯定是堵不住的。---沿途数千万农村民兵能在一夜之间用撅头把国家主干道的积冰全部砸开。现在呢？“动手前先谈‘钱’，谈不好‘钱’咱去玩”。面对2亿户分散小农，“谈钱”都不知道该和谁“谈”。离开了“人民公社”这个载体，农村民兵只不过是“名义存在”而已。
   既然“发动群众、耕作保水”不可操作，工程调水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外流域的水源也不是无限可调的。根据世界银行的平估[56]，“南水北调”近期工程只能解决华北45%的水短缺，在其余短缺中，30%靠“节水灌溉”、9%靠“污水处理”、16%靠“提高水价”解决。其中，提高水价只能产生“惜水”效应，本身不产生任何水源；污水处理也只能改变水源的质量，并不能“无中生有”产生新水源。而且“9%靠污水处理”是建立在把海河现有入海污水全部处理回收，不让一滴水入海的预案上的。这二者和“水源盈亏”都没有本质关系。

二、“节水灌溉”节“水”不节“源”
   “节水灌溉”承担了30%的缺水份额，比“调水”小一些；但投资规模和成本却要高很多；这是超出很多人想象的。
   世界银行平估，“南水北调”近期工程的“投资-效益比”为1：2.16，即投资1元可获得2.16元的效益；而“节水灌溉”的“投资-效益比”仅为1：0.3，投资额却是“南水北调”近期工程的2.33倍！就“比较效益”而论，这可是桩天大的“赔本买卖”。
   即便国家狠心愿“赔”，“节水灌溉”能改变中国北方的“水源危机”么？
   回答依然是否定的。
   节水灌溉（water－saving irrigation）：以最低限度的用水量获得最大的产量或收益，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灌溉水量的农作物产量和产值的灌溉措施。
   从定义可以看到，“节水灌溉”的重点在于“用水”的“用”字上。然而，“用”水并不等于“耗”水，节“水”并不等于节“源”。
   以节水灌溉中最易推广的“喷灌”为例：喷灌施水量要小于漫灌。但“漫灌”除了提供“耕作层”的“田间持水量”外，超量的水也没有耗散，而是向“耕作下层”渗透，成为“包气带”含水或地下水。而喷灌却要把水体“粉碎”成“粉粒”状，水体表面积顿时就扩大了几万甚至几百万倍，喷洒过程就是一个严重的蒸发过程。一些细小颗粒或者被风吹散至别处蒸发。
   喷灌虽然减小了“用”水，却增加了“耗”水，还浪费动力。表面是“节水”，实质是“耗源”。
   “限额灌溉”也是如此。水源紧缺后，为了给工业“让水”，开始推行“限额灌溉”；于是就造成了80年代以来农业用水持平或略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在农田蒸发加大的情况下，灌溉用水减少，无非是减少了对“包气带”或地下水的渗补。结果只能使包气带越来越干，水位越来越深。
   因此，任何不立足于“保源”的“节水”措施，都有可能使水源危机“雪上加霜”。
   这个论断可提前回复“80年代以来，农业实际用水减少，怎么能说‘包产到户’耗散了水源？”的质疑。
三、“虚拟水源”---河流也进口？
   众多“匹夫有责”的学人们也纷纷献计献策。其中，“虚拟水源”就非常具有“震撼力”。“虚拟水源”是说对一些“高耗水”产品,可将水源虚拟在产品中，通过进口“高耗水”产品的方式,来弥补本地水源不足。比如，中国每生产1公斤粮食，就需耗水1m3；粮食就是最大的“高耗水”产品。
   按“虚拟水源”理论，2007年中国单是进口大豆就达3000万吨，等于进口了300亿m3的水源，相当于1条半海河。总支出才1050亿元，单是“买”水就比“南水北调”和“节水灌溉”划算，还白“拣”了3000万吨大豆。
四、路在何方？
   在“小农经营”和“市场体制”环境下，尚看不到解决水源危机的途径。除非放弃“灌溉农业”和“粮食自给”。

第六章 生存还是死亡？---崩溃的海河[57]
一、华北喝断了黄河、喝干了海河、喝尽了地下水
   和黄河相比，海河流域的水荒更加惨烈。若黄河流域的水源环境尚且属于恶化，而海河流域的水环境则已经崩溃。人们分别用“有河皆干”、“华北底下空荡荡”来描述海河流域的地表水源枯竭、地下水被采空的悲惨局面。
   我们可以通过与黄河流域的对比，来认识海河流域水源危机的严酷。
   1998-2005年，海河流域年均入海水量18.6亿m3,仅占天然径流量的7%；同期，黄河尚可保持20%。在1999-2002的4年里，除了工业排出的3亿立方米左右臭水外，海河流域无水入海。
   黄河的地表水源已经十分枯竭了，但黄河每年还必须从原本就已经缺口很大的生态流量中“拼”出43.5亿m3来接济海河；在海河流域可利用的全部地表水源中，有1/3靠黄河输入；包括挽救“华北明珠”白洋淀，都是靠黄河输水。也可以说黄河断流在很大意义上是受了海河的拖累。
   华北不仅喝断了黄河、喝干了海河、还喝尽了地下水。
   在官方公报中，我们是看不到黄河流域地下水大规模透支的数据的，至少还可以让人在心理上感觉黄河的情况尚不十分糟糕；但在海河流域，官方则已经承认：地下水累计超采1000多亿m3[58]。然而，这仍然不是真实数据，实际情况还要严重许多。
   单是深层地下水一项，根据年均(1999-2005年)开采深层地下水70亿m3计算，20年来的超采总量就超过了1000亿m3[59]。
   在浅层地下水方面，虽然海河流域平原面积只有黄河流域平原面积的80%左右，但海河流域平原的漏斗规模却是黄河流域的15倍。所以，海河流域浅层水的超采，应不小于黄河1500亿m3量级。
二、超级漏斗、地沉降、地裂缝、海水入侵、咸水下移...
   在论述海河流域水源危机的诸多文献中，有几个令人惊愕的名词频繁进入读者的视野：超级漏斗、地沉降、地裂缝、海水入侵、咸水下移、海水倒罐...等，其中最为骇然的一个叫“疏干”。
   截止2004年，海河流域各类漏斗面积为9万多平方公里[60]；和2001年的6万平方公里相比[61]，每年扩张1万平方公里。按这个势头，海河流域的全部12.8万平方公里平原，应在2007年连片形成举世罕见的超级大漏斗，横跨京、津、冀、鲁、豫。
   由于地下水的恶性超采，华北平原地面沉降面积已达6万多平方公里，天津市区下沉2米以上，塘沽下沉超过3米。
图表10[62]

   大面积地沉降，还制造了奇特的“地裂”景观（图表11）。据调查，华北地区出现了500多处这样的“地缝”[63]，短则数百米，长则几千米；位于河北柏乡县寨里村的地缝，长达8公里，穿越数个村庄，地缝所过之处建筑折断，房屋倾斜开裂。
图表11[64]

  
   地下水位的大幅度降落，使得淡水区被海水入侵或咸水下移（咸水下移：指因开采处于咸水层以下的淡水层，造成上层咸水侵入下淡水层）。2004年，华北平原已有55%地区的地下水位低于海平面[65]。河北、山东两省的海水入侵面积已达3000多平方公里[66]；大连、秦皇岛的海水入侵面积均在500平方公里以上。咸水下移则更为广泛。

三、“疏干”，2014---空前的灾难！
   更骇人听闻的是，山前平原已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浅层地下水被疏干(2004年)。疏干，就是没有了，被采空了。
   浅层水目前还只是局部已经被疏干，而深层水则面临着在2014年前被全面疏干的绝境[67]。
   2014年至今还有6年，华北的深层水就要宣布告罄了；之后的20年里,浅层水也将被全面疏干[68]。
   空前的灾难迫在眉睫。
   早在50年前，毛泽东主席就规划了“借点水到北方”，把渤海湾建成“长江三角洲”的宏伟蓝图并领导完成了先期基础工程和部分兴利工程；他万万没有料想到后人是在如此火烧眉毛的事态前才痛下决心，重启在80年代被荒废的“南水北调”工程的。
   50年前,在华北良好的生态基础上调水进来是积极主动的锦上添花，而目前把南水北调当成挽救华北的最后稻草，则充满了凶险。假如遇到象2007年冬季连长江、汉江都无水可调，或者战争期间穿黄隧道受到打击，对于自身已没有了地下水储备的华北来说，真可谓“命悬一线”啊！

四、“抢”与“包”---水源争夺战已打响！
   由于缺水，河北等地出现了新兴“水产业”，一种承包水井搞批发，一种制备罐车登门零售给农户。CCTV“中国财经报道”2007年6月4日播出节目《华北保水战》以“邢台卖水人”为内容介绍了这种“新兴产业”的运营方式[69]。据介绍，这种“市场水”到达农家水窖的价格为2.5-3.0元/m3。虽说超过了中、小城市的水价，却活跃了农村经济，提高了GDP；而且还为每个水井承包人创造了7-8万元的年利润。
   这种情况非华北仅有，电影《天狗》就成功了刻画了一段情节：西北某地，村霸“二黄世仁”承包水井后，对护林员实行“拒卖”，以此胁迫护林员默许他盗伐国有森林；护林员被逼得用可乐洗脸、煮饭。
   节目还评论说:“水资源‘透支’的问题正在直接影响着华北地区的用水安全。最新的数字显示，仅河北省地下水累计超采近千亿立方米，接近2条黄河的径流量。面对这样惊人的数字，很多人用‘忧心忡忡’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华北地区的水危机，自然而然地引发着一场声势浩大的‘平原保水战’”。
   根据节目反映的内容, 拟把标题《华北保水战》改为《华北“抢”水战》似更妥帖。实际上，比报道内容严重得多的情况并不少见：在红旗渠和西门豹治水的故乡，漳河上游自90年代年以来，因抢水多次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说是战争也未尝不可。1999年春节，竟动用了“重装武器”---抗日时期的火炮！河北省涉县境内的跃峰渠、机井、生产桥、民房等生产、生活设施被击毁，牲畜被炸死[70]。
当年“凿红旗渠、唱《龙江颂》；劈山引水战天斗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秀素质已荡然无存。
   中国再次来到生死抉择的十字路口，水源环境给中华民族留下的时间已非常紧迫......
]]> http://www.huinengtalent.com/default.asp?id=86 <![CDATA[“制度性干旱”---论中国北方恶性水源危机的社会成因3]]> admin http://www.huinengtalent.com/ willcleaner@hotmail.com 2008-09-05T22:59:00+08:00 2008-09-05T22:59:00+08:00 二、毛泽东时代伟大的中国农业灌溉革命---农业的现代化的起步
水者，地之气血，如筋脉之流通者也。
---《管子•水地》（公元前7世纪）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毛泽东
   中国古典农业对水采取“保”的态度，其实是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社会形态面对干旱环境的被迫选择。“保”，只可能减少水的损失，而不能根本解决降水过少的恶劣条件。因此，将“人工灌溉”引入耕作过程就成为中国农业从古典向现代迈进的最重要的步骤。
   早在4000年以前，中国先农们就懂得临河引水和挖井汲水，并产生了以“都江堰”为代表的水利工程和人工灌区。令人惋惜的是，受生产力和社会组织方式落后的桎梏，没有能完成农业的灌溉革命；中国农业长期停留在自然状态。至1949年，自大禹起的4000年间，旧中国共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4亿亩，约为总耕地面积的1/10，而且多分布在江南稻作区；在干旱缺水、更加需要灌溉的北方，灌溉面积所占比例可忽略不计，蓄水能力近似于零。经两千多年陆续扩建的“都江堰”、“河套”等灌区面积直到1949年均未超过300万亩（现存的千万亩规模皆为新中国前30年扩建）。
   1957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时代强音。此时的中国，由于工业革命才刚刚起步，水利建设最初所依赖的是新生的先进社会组织方式---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制度。中国农民就是靠人众心齐、大锤铁锹、手推肩扛，拉开了中国农业灌溉革命的辉煌大幕。水利部长傅作义曾做了一个题目为《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24]的总结,说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四个月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旧中国四千年以来所积累灌溉面积的一半。在以后的十几年岁月里，随着工业革命进程所提供的机械、能源、技术的强有力支持，到70年代，中国完成了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农业灌溉革命。
   截止“五五计划”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目前灌溉密度仅为13%[25]）。同时还完成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的盐碱地治理。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m3以上）型水库8.6万座，数百万座被民间称作“水库”的塘坝（10万m3以下）不在统计之列。总库容4千多亿m3。人工河渠总延长300多万公里，已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26]
   新中国1949-1979年水利建设的“工程总量”---体积合多少土石方？
   根据《水利部：建国40年水利建设经济效益》[27]提供的数据：1949-1987全国水利工程总投入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2164.11亿元；劳动力投入折合1137.03亿元。
   80年代是中国水利建设的“黑暗时代”。水利建设投入占基本建设投入份额由1958-1979的7.08%降低为2.7%；这么低的投入恐怕连工程维护都完不成，就别提新建项目了。我们有理由认为：在1949-1987的2164.11亿元投入中，有1800亿左右、甚至更多为1949-1979的投入。特别是1137.03亿元的劳动力投入，完全是人民公社时期靠生产队“记工分”完成的。
   按当年“国家搭骨头，群众填肉”的建设模式，国家与各级政府的1800亿大致是用来完成占工程体积30%左右的核心、枢纽、骨干、框架、钢筋混凝土等项目施工，和规划、设计、组织、配套、后期维护等支出的；群众的1137.03亿劳动力投入大致是用来完成其余70%土石方体积的。根据史料，当年基建土石方的概算为0.45元/立方米[28]。也就是说，靠群众“记工分”完成的工程体积为2527亿立方米，靠国家和各级政府投入完成的工程体积为1083亿立方米，总计为3610亿立方米。
   由于资料不足，笔者曾做出过“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当在300亿立方米以上”的判断，被广为引用；“保守系数”竟高达12倍！有误导读者的嫌疑，特在此修正并道歉。
   3610亿立方米这个天文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万里长城的工程量为2亿立方米；倾举国之力、历经15年建设还没有完工的三峡工程，到最后的土石方开挖、回填、混凝土浇注总量不超过3亿立方米。
   也就是说，在1949-1979的30年间，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工程总量为1200座三峡工程，平均每年40座。
   巨大的工程不仅是灌溉面积的数倍增加，也是灌溉结构的战略调整。灌溉要解决的是天然降水与作物的需水矛盾，这个矛盾在降水丰富的南方远没有北方尖锐。虽然受水源短缺的限制，在干旱地区实施灌溉要比湿润地区困难得多，但增产效果却更为强烈。因此，在新中国新的灌溉面积中，有2/3增加在北方。比如，华北平原的灌溉密度就一跃提高到了74%[29]，超过了南方平原地区，也超过了“都江堰”等经典灌区。
   籍此，中国一举扭转了“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彻底圆解了用7%的土地养活24%人口的千年梦想；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三、精耕细作、八字宪法、大寨道路
    ---灌溉条件下对“保水”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农业与工业有着本质的差别；至今，人类还不能象合成聚乙烯颗粒一样合成大米。这就意味着，农业的现代化只能是用工业的、科技的、社会的手段来加强和改善农业，而不能彻底取而代之。同时，农耕的对象是幅员辽阔的地表和体积庞大的土壤地层、水源水体；一旦把现代工业、科技、先进的社会组织方式等威力巨大的因素加入进来，特别是在灌溉革命条件下对环境水源的大规模转移；农业就不再是简单的粮食生产问题了，甚至会引发环境的变迁；这将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水源安全。
   灌溉的本质是摄取环境水源补充农田水源。环境水源取决于大气降水等气候、地理因素。也就是说，在特定区域内，环境水源的储量和盈余能力都是一定的。
   一个区域（一般按大流域计）的环境水源盈余量有多少？---在水源储量不透支、水位不下降的情况下，通常就是除去维持河道生态最小水量以外的入海水量。假如灌溉耗水超出了环境盈余量，靠透支地下水、土壤水等水源储量或克扣生态需水来维持，其灌溉就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会因储量耗尽、生态恶化，导致灌溉体系崩溃。假如能够有效地减小单位面积的蒸发耗水，就可能维持较多的灌溉面积。
   在毛泽东时代，随着灌溉革命的进程，中国在环境水源盈余能力很小的北方拥有了大规模、高密集的灌溉农业；然而，正如《黄河年均入海水量变化图》所揭示：并没有发生透支水源储量和生态需水的问题！---截止70年代末，黄河流域平原的浅层水平均埋深为3.0米，---这是最适合农业耕作的优选水位（耕作带1米+毛管带2米+过渡带0米，见图表03-包气带水分示意图）；年入海水量依然保持300多亿m3，扣除河道生态需水200亿m3，还有100多亿m3的盈余可供以后扩大灌溉面积。
   我们在惊叹之余回观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