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了，佛莱堡（Freiburg）。我曾经多次神游你这神奇的土地。
    佛莱堡，位于黑森林南部最西端，隶属于德国巴登福腾堡州，人口二十一万多人，是德国最阳光灿烂的城市。我注意这个名字，倒不是因为这里的阳光。而是以这个名字闻名于世的经济学流派——佛莱堡学派。我记着那些名字，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威廉•卢扑克（Wilhelm Roopke）以及伟大的路德维希•威廉•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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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大意：“土地流转新政”决定之后，乱象纷呈。 本文试说：一，“流转”解读之乱；二， “公私”包装之乱； 三， “集体”存废之乱； 四，“祸福”颠倒之乱； 五， “实践”进退之乱。 本文虽言乱，但实为求治，请刀下留文。）　　
        “土地流转新政”决定之后，不是山花烂漫、姹紫嫣红，而是万花纷谢，乱象纷呈。说乱象纷呈，不是指所谓“极右派” “极左派”之间的你非我是，而是许多来自官方或貌似官方信息的自相矛盾。 本文略说一二，以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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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金融危机，正在引发中国的经济危机。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也是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但在具有强烈殖民地经济色彩的中国，生产过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出口产品滞销。中国的国内消费，在过去的十多年内，基本上从来就没有旺盛过。今天人们谈论的，大多是中国如何应对和渡过这次危机的办法。而我担忧的，却是这次经济危机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在我看来，中国人民面临的最大危险，不在这次经济危机本身，而恰恰是在危机之后。今天的经济危机，只是更大的危险的开始。

在出口萎靡不振的情况下，为了“撬动”内需，中央政府决定投放四万亿人民币，并制定了十大措施。那么，这个被人民日报评论员说成是“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的措施，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GDP的增长呢？会的。会不会启动真正意义上的内需呢？不大可能。会不会消除或减少我所担忧的危机后的危险呢？完全不会；不仅不会，甚至将加大这个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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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方寸有些乱了。
    脚下的船漏水了，就急忙登上另一条船。其实，每条船都在漏水，情况也许会更糟糕。前面这条船，就是撒切尔主义；后面这条船，就是凯因斯主义。我们称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是带了墨镜在黑暗中摸索，实在是无法分辨是非对错。这两条船其实是一个船东的，他的名字叫新自由主义。在主要经济体“弃船登岸”的时候，我们却登上了那艘早已被弃置的“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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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按：这首撕心裂肺的诗歌《老婆别哭》，据网上流传是一首跳楼股民的遗书，其实，是不是真的跳楼遗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人类编年史上最野蛮最无耻最邪恶最血腥的一幕——中国证券市场的旷古欺诈！虽然世界各国的证券市场都充满欺诈，但是象目前中国这样用国家信用和公开立法进行欺诈的惊人现象却从未有过。
一方面利用国家信用进行欺诈。把同一公司三分之二的股票以不足一元的价格卖给权贵富豪和外资，三分之一部分以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价格卖给本国老百姓，并向老百姓承诺那三分之二的低价股禁止进入市场买卖，待中国老百姓高价买入流通权以后，突然宣布实行股权分置改革，所有股票按照一个价格进入市场买卖。股票本来就是一种信用资产，当国家信用都成为欺诈工具时，股市便轰然倒塌了，股票平均价格从22元多暴跌到现在的5元左右，绝大多数股票跌幅都在80%以上，数千万家庭血本无归，2亿多股民和基民陷入劫难。可是就在中国亿万投资者的绝望哀号中，一批又一批亿万富翁接连不断地升起于中国股市的上空，数万亿财富滚滚不断地流入权贵富豪和外资囊中，就在目前中国股市爆发有史以来最大股灾的如此惨烈的情况下，这些权贵富豪和外资手中不足一元购买的股票仍然有5倍以上的投资回报，如果再考虑到他们当初转让配股权和实物配股的巨大收益，其回报至少在10倍以上，这些目前等待套现的低价股票超过1万亿股，按照目前5元股价计算，也能从广大股民身上再搜刮掉5万亿血汗钱，仅这个月准备套现的低价股就超过一千亿，而获取这上千亿财富的不过区区极少数人，也就是说，这个月中国股市又会在股灾的废墟上升起一批亿万富翁。而这些拥有数万亿财富的富豪，即不是凭借个人智慧和欺诈，也不是凭借政策和机遇，完全是凭借国家机器进行公开掠夺的结果。全世界股灾都是富人穷人一起赔钱，唯独中国股市哪怕是在爆发史所罕见的巨大股灾时，富人仍然赚钱，官人仍然赚钱，洋人仍然赚钱，唯有老百姓赔钱，并且赔得血本无归。

另一方面利用公开立法进行欺诈。利用公开立法进行欺诈与利用国家信用进行欺诈同样罕见，中国证券法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赔偿条款的法律，为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中介机构任意欺诈股民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由于权贵富豪组成的机构欺诈股民财产没有法律约束，而股民抢回被欺诈财产则要受到刑法惩处，这就使权贵富豪完全处于了无所顾忌的安全状态，所有证券法律法规都成为了欺诈工具。如此荒谬的法律连国务院都感觉不好意思，于是一度规定法院不接受股票诉讼。这种逼良为娼的法律环境把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逼上了造假欺诈的道路，中国xx会总是欺世盗名地说什么要加强监管，其实中国股市的欺诈行为恰恰是这种监管体制逼迫的结果，绝非是中国公司的问题。中国在香港、美国及新加坡等地有许多海外上市公司，除中航油的陈久霖因隐瞒信息被新加坡判处4年徒刑之外，几乎再没有造假欺诈的纪录，公司在海外市场讲诚信而只在大陆市场造假欺诈，这就肯定不是公司的问题，而是监管的问题了。如同蒙牛公司销往海外的都是合格牛奶，只有大陆销售的是有毒牛奶，显然不是公司的道德问题，而是监管制度逼良为娼的结果。中国监管制度设置的出发点，不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和促进市场健康发展，而是如何实现和保证监管者利益的最大化，把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完全用到了以权谋私上。那位最初曾领导和参与证券法起草工作，后来一直担任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核心成员的著名经济学家，虽然没有把中国的证券监管制度设计好，却为自己家庭设计出了一个上市公司，成为中国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一个资产超过10亿的大学教授。当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质疑其财产来源时，这位兼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大学教授，在自己设计的法律框架保护下十分自信地说道：“有证据，你就去告”，每一个中国市场监管者都很清楚，在他们设计的法律框架下，要想状告欺诈等犯罪行为，可以说比登天还难。这位学术、政治和经济三栖明星的崛起，就是中国监管和欺诈相互关系的最好说明，他再一次印证了《西游记》的政治判断：罪恶不是来自于民间，而是来自于上天；西天取经途中所有让孙悟空无可奈何的那些妖怪，无一不是来自于天庭。《西游记》的伟大就在于此，揭示了股市欺诈不是来自于庄家，而是来自于监管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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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逆转：“保水农业”的终结和“大水荒”的降临
一、建国以来田亩制度回顾
   继70年代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恢弘的农业灌溉革命之后，在80年代，中国农业再次发生了令史家瞠目结舌的巨大变故：中国农业实行了“土地家庭承包制” --- “包产到户”，农田被分割为人类农耕史中从未出现过的“极度细碎化”，其细碎程度甚至影响到了汉语语汇系统---连描述土地的不定量词都由“块”变成了“条”。
   在此30年之前，中国也曾经发生过一次“农田细碎化”运动，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之际的“土地革命”；地主、庄园主的连片土地被夺取了了政权的农民切割为适合家庭耕种的块块，地主的“四驾马车”被农民瓜分为“单驾车”。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这或许应算是某种意义的“生产力倒退”，原本就不多的庄园式集约化生产因素被迫终止。但是，局部的、有限的倒退却换来了“耕者有其田”的巨大社会进步和劳动力解放，百年动荡的历史终告一段落。掌握了土地的农民焕发出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中国的粮食产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然而，毛泽东主席很快意识到：不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仅靠“人体劳动力”的“热情”、“勤劳”、“积极性”不可能带来持久的、稳固的农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继而，毛主席推动了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在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中国农民仅用短短20年时间就先后完成了2次人类历史上最为空前宏大的农业革命：一次是60年代完成的以治理洪涝、积水、盐碱为内容的“农业生态革命” （请...） ，一次就是70年代完成的“农业灌溉革命”。请参阅《孟凡贵（苏拉密）：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 No.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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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时代伟大的中国农业灌溉革命---农业的现代化的起步
水者，地之气血，如筋脉之流通者也。
---《管子•水地》（公元前7世纪）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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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大水荒”以往成因的否定和“社会制度成因”的提出
   为什么中国北方会在短短20年内水源全面枯竭？各种学说虽莫衷一是，但主流的观点均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降水减少,气温增高；
2、工业与城市用水增多；
3、森林植被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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